中共三代领导人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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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三代领导人,尽管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但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相互继承和不断发展,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反腐败的途径和反腐败措施上形成了具体完善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尽管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但在中国革命和主义建设中,他们不断继承、完善和创新党建的理论,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一、在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问题上

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的认识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不断地深化,科学地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始终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毛泽东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毛泽东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挖掘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从客观方面来看,我党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农业大国的国情上,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如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在党内泛滥,滋生了党风不正的现象。腐败从根本上说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从主观方面来看,由于党员干部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思想觉悟太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胜利面前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必然导致贪图享乐、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毛泽东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来对待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认为执政党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避免因腐败而导致政权覆灭的历史重演。1949年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胜利后执政的考验。毛泽东曾把掌握全国政权比作进京“赶考”。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不要以为夺取了政权,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革命的路还很长,革命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全党同志必须做好继续奋斗的思想准备,不能放松自己的斗志。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腐蚀共产党的反动策略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他警觉到资产阶级会在革命胜利时出来捧场,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警惕资产阶级进攻的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并非多余。建国初期在革命队伍中确实有少数人出现了蜕化变质的倾向,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向全党发出警告:必须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必须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在全国毛泽东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如何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问题上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三反”运动深刻地了党员干部,清理了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后来他一直坚持同党内贪污受贿、以权营私等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防止了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滋长,基本上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从而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

(二)邓小平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针对当时党内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降低,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实事求是地认识党风廉政建设斗问题的战略地位和对全局的重要作用。它虽然是局部的、个别的,但却涣散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加强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把党风廉政建设同党的兴衰、政权的得失、人心的向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等重大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因此,他强调:腐败现象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不惩治腐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告诫全党要高度警惕,防止腐败现象的泛滥。“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行,邓小平更加突出强调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反腐败斗争是防止我们国家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是否变质的重要保证。他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严厉地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对腐败现象麻木不仁,在思想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89年他在与第三代领导集体谈话时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三)江泽民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面对当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面对党不管党、组织涣散、党风不正及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江泽民把加强党的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即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对于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关系到党能否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他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江泽民的领导下,全党同志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不断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扎实地进行下去,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在反腐败途径问题上“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它表达了一个朴素的公理:要遏制并消除腐败这一毒害社会的顽症,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一)毛泽东提出依靠民主与监督能够跳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毛泽东在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执政党要为人民执掌政权,就必须为政清廉,要做到为政清廉,还必须要有民主监督机制作保证。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实现人民对国家政权的管理与监督才能达到反腐倡廉目的,才能收到拒腐防变的良好效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依靠人民群众建立监督机制。毛泽东对于如何跳出历史上政权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主张依靠民主与监督就可以防止腐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民主与监督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即中国共产党执政前的战争时期和执政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认为: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他的一生也是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努力奋斗。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所创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民主政治的实践,对于遏制公权私用的腐败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邓小平强调要健全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机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民主监督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高度重视监督制约机制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把加强监督作为推进廉政建设的有力武器。1957年4月8日邓小平提出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他还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他的这些论述反映出只有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制约和防范机制,才能把腐败现象的发生降到最低限度。要克服和反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就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就要加强监督制度建设,使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措施。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要有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舆论监督,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网络。他还强调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专门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纪检组或纪检员,县以上人民政府重新建立了行政监督机构。为防止干部搞特殊化,不断开展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构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策基础。

(三)江泽民强调监督机制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民主监督的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的权力不断集中和扩大,对主要领导干部监督难、难监督的矛盾日益突出,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腐败案件日益增多。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反腐败斗争的关键是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一套真正管用的监督机制,使监督制度化、法律化,把党内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各方面监督的合力。江泽民认为: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要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就必须强化监督制约,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防止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江泽民指出,不管是谁,有了问题都要严肃对待,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的防范。强化监督,做到事前防范,是从源头上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防止滥用权力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权力监督制约的论述,切中了反腐败的关键,为新时期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为我党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丰富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理论,是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在反腐败措施问题上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对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把依靠群众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针,也是他反腐倡廉思想的突出体现。他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反对腐败,推行廉洁政治的主体力量,赢得群众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夺取政权的重要法宝,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等群众政治运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参与。通过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败,充分发挥了群众检举揭发的作用,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压力和群众威力,使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处。不可否认,建国以后毛泽东用群众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加强廉政建设,其真正的动机是为了防止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他的公职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是为了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探索出一条廉政建设的成功道路,但是这种方式是不科学的。毛泽东运用这种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反腐败,虽然惩处了一些腐败分子,但没有达到清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目的。事实上这种方式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二)邓小平提出反腐败依靠群众的最佳方式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邓小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加强廉政建设统一起来。他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分注重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同“运动式”的群众工作方法区别开来,摒弃大搞群众运动。对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他不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对于建国后毛泽东倡导的大规模的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反腐败并没有采取一概否定,提出反腐败既要依靠人民群众,但又不搞群众政治运动的策略方针。他认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副作用太大,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政府和人民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不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强调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包括在反腐败斗争中都必须要坚定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他指出: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新时期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也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群众监督提供适当的途径和手段,使人民群众真正拥有选举、监督、弹劾、罢免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还强调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政权和各级企事业的权力。群众监督是民主监督制度的主要渠道之一,应把群众监督反腐败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关于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反对搞群众运动,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反腐败的思想,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中国的廉政建设指明了根本出路,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邓小平在反腐败措施的选择上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三)江泽民提出了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惩处相结合的方针。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群众反腐败的观点。按照既发动群众又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通过各种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原则,提出了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惩处相结合的反腐新思路。江泽民认为: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腐败分子再隐蔽伪装,也不可能逃脱群众的雪亮眼睛,他们的违法犯罪证据肯定被群众所掌握,所以依靠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最得力手段。因此,要紧紧依靠群众,通过建立健全举报制度、人民来信制度、群众评议领导干部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等各种形式,让群众广泛参与。同时,还需要有专门的机关依法查处相配合,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他的论述为今后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强化群众监督和专门机构的监督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致力于革命胜利和国家长治久安,始终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是对马克思廉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继承和弘扬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党风廉政思想,按照他们的反腐败斗争思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体对策,坚持标本兼治,打防并举的廉政战略,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腐败的成因更加复杂,迫切要求我们切实加大预防腐败的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亵渎党的性质和宗旨,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和谐团结,损害党的先进性。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切实保持廉洁,既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客观要求,又是其重要途径和有力保证。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明确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共三代领导人这种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廉政建设思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健康发展和防腐治腐的制度创新,而且把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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