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

【内容提要】清代后期，各种外国货币在我国许多地区大量流通，占清末全国货币总额的比重超过30%。外币的渗透与侵略活动经常有密切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它们适应了我国币制变革的需要，被缺乏货币主权意识的中国人主动接受。外币的流通在我国货币制度的早期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的币制改良运动是受外币流通的刺激而产生的。

清代后期，巨额的外国货币在中国众多地区广泛流通，其种类多样，既有新式银元、纸币，也有旧式铜钱。来源更是复杂，出自十几个国家，或其殖民地和在华企业。据估计，清末全国货币总额中外国货币占很大比重，超过30%，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里面有着重要地位。

对这一问题，不少综合性货币史著作都有涉及，以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和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为代表。专题研究较少，20世纪50年代献可编著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此外多是零星的钱币学研究，观点单一，主要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

本文拟全面研究外币在华流通，将侵略--反侵略与货币制度的传统--近代转型两种思路结合起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现象，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已有外币进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

一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钱或番银。外国银元流入始于明代。清朝开海禁后外贸迅速发展，外商购买我国丝、茶、瓷等土特产用的几乎都是各种银元。洋钱流入中国，长期只作银块流通，要称重量、较成色，并被改铸为银两。至乾隆中后期(约18世纪70-80年代)，因机器铸造的外国银元重量、成色能够标准化，使用时不像银两那样须"较银色之高低"、"称分两之轻重"，且式样精美，适应了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计枚核值"，凭个数流通，成为异于银两的另一种白银货币[1](第43页)，势力从闽广向北扩展，道光年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1](第42页)，但"长江溯流而西，至芜湖即不用，北上过黄河亦然"[1](第52页)。输入中国的银元总共有几十种，最流行的莫过于一种西班牙银元--本洋(又称佛头、老头)，即铸于墨西哥的加罗拉四世银元，重416英厘，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多，含纯银90%。因供不应求，本洋出现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实价(实际含银量)。同为西班牙银元的加罗拉三世币和斐迪南七世币虽重量成色一律，却要对本洋贴水[1](第55-56页)。

二是"夷钱"，即越南和日本的铜钱。道光初年，日本宽永通宝多从宁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贩入，"为数众多。近年一船所带或数千串至数万串不等"[1](第85页)，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大宝等在缺少制钱的闽广地区大量流通，广东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掺杂行使，十居六七"。"夷钱"并已向内地渗透，如山东"兖州间或有光中、景盛字样钱"[1](第99-101页)。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的侵略不断加强，中外交往日渐深入，在我国流通的外币种类愈多、范围愈广、势力愈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870年前，主要是鹰洋取代本洋。

五口通商后银元日益流行，本洋是华东华南最受喜爱的货币。虽然墨西哥独立(1821年)不久便停铸本洋，但中外贸易的需要和它在中国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入。到1852年底为止升水通常维持在8%到16%[2](第528页)。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一方面因为战乱人们纷纷收藏这一公认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那几年上海生丝出口剧增，需大量本洋供收购生丝之用，本洋出现短缺。4年内输入约6000万元仍不敷用，升水稳定在50%以上，有此币者愈视为奇货。到1856年夏季，在欧洲不论用什么价格再也搜罗不到本洋，它在上海的升水达到86%，依然极难得到。鹰洋开始取而代之，本洋衰落下去[3](第55、56页)。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种西班牙银元可能还有几千万元。

墨西哥从1823年自铸银元，成色重量皆仿本洋，因镌有鹰徽，俗称"鹰洋"。进入中国后长期不大受欢迎，对本洋贴水有时超过25%。直到1853年在广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势力迅速扩张，60年代势力达到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始终保持一定的升水[4](第150-154页)。鹰洋也是当时远东地区，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朝鲜、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货。

这一时期，"夷钱"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咸丰初年在北京查获"光中通宝"字样的小钱[1](第99页)。

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至清末，外币在华流通获更大发展，呈现多元化状态。

1.外国银元。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各国政府(或殖民政府)渐自铸银元抵制。而美国羡其利，更仿制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这些银元重量、成色都以鹰洋为准，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数种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一些地方成为鹰洋劲敌。

日本银元(也称日本龙洋或龙番，1871-1897)，成色90%，重416英厘。流入中国约2000万元，流通于福建沿海、台湾、广东的潮汕和琼州、江西的九江和南昌、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处[5](第112页)。

美国贸易银元(1873-1887)，成色90%，重420英厘(库平0.7296两)。一度在东南沿海颇受欢迎，1887年停铸。留在中国的被熔化(因含银较多)，19世纪结束前已绝迹[4](第144页)。

西贡银元，1885年法国人在安南开铸银元，因重于鹰洋(420英厘，90%成色)，被熔解或藏匿。1895年铸新币，减重至416.66英厘。流入我国两广和云南，人称法光，可能达上千万元[5](第146页)。

香港银元。1866年英国在香港发行一种银币，因含银量低于鹰洋不受欢迎，两年后停铸。1895年又在印度的造币厂仿鹰洋开铸新币，获得成功，流入我国的不少于8000万元，人称站人或杖洋。除在两广、福建有行使外，更在华北的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陕西、绥远等省广泛流通[6](第880页)。

虽然受到其他外国银元和中国自铸银元的挑战，直到清末鹰洋仍是流行最广的银元。其势力范围以江浙为主，上海是大本营，并扩及两广、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内地通商口岸也多有踪迹，输入总量在3亿元以上[6](第880页)。

除外国大银元，广东、福建等地还有外国银辅币流通，"一角、二角者数种，便于零用，民尤赖之"。据说光绪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贸易至百十文以上，从无用现钱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钱代之"[1](第633-634页)，其种类复杂，数量很难估计。有人认为，合大银元能达到1.8亿元，显然太多[7](第73页)。

此外，光绪年间印度的卢比银币(重库平三钱二分)渗入西藏，"流行藏卫，渐及各台"。后来"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并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数量则不详[1](第840-843页)。

2.外国纸币，包括外国银行在清朝境内发行的和外国银行或外国政府在境外发行而流入的。有的用中国货币单位，有的用外国货币单位，信用有好有坏，流通范围有大有小。

英钞行用地域最广。一是汇丰、麦加利银行发行的港币(俗称港纸)，70年代流入内地，渐在两广、福建蔓延，一度对银元竟有升水。二是其内地分行发行的银元券、银两券。汇丰纸币在所有外钞中流通最广、"信用最佳"，除上海等通商口岸外，还渗透到许多内地的省会城市。麦加利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使。1910年，英钞在内地流通的折合银元可能达1500万(汇丰的超过1000万)[8](第70-74页)。

日钞主要是横滨正金银行的日本银元票、金元票(俗称老头票)。始于1902年，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发行了巨额军用票，战后允许用正金钞票收回，遂得以在东北南部确立地位，并在吉林与卢布争夺，至1911年共发行约800万日圆(折合中币数量相当)。清末，日殖民者所设台湾银行的银元纸币(1899-1904)、金元纸币(1904-)，朝鲜银行的金元纸币(1909-)有流入，数量尚不多[8](第80、81页)。

俄钞数量最多，范围在东北和新疆。1895年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发行银两、银元和铜钱票，清末主要流通在东北，估计仅二、三百万元[8](第128页)。帝俄卢布(羌帖、俄帖)则流入甚巨，光绪初年已渗入东北，"(中俄)边界数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数百万"[1](第1033页)。八国联军时沙俄入侵，卢布势力遍及东北各地。经1902年俄军撤退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卢布信用削弱，被兑现的数以亿计，地盘大为缩小[6](第888页)。黑龙江"俄国羌帖通行，几至反客为主"，吉林则是卢布与日钞相争夺[1](第997、1002页)。在新疆北部，同治变乱时卢布趁虚而入，日甚一日，伊犁一带"若忘其为中国地面"[1](第1003页)。清末的卢布流通额折合银元至少有五六千万，"但说成一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6](第888页)。

法钞是东方汇理银行在安南发行的纸币。修筑滇越铁路时流入，人称法纸。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广西，数量合银元超过千万元[8](第126页)。

其他在中国流通的外钞有：德华银行银两、银元票(1890-)，主要用在山东，近200万元[8](第99页)。美国花旗银行银元票(1907-)，清末限于上海、天津一带，数十万元[8](第162页)。华比银行银元票(1910-)只在上海流通，数量很少[8](第168页)。

3.铜币。日本、越南铜钱的流通又有扩张。清末，光中、景兴等钱至少流通于闽、广、台湾、山东济南等地、北京附近乡村和四川重庆。在闽广一带势力接近清钱，在台湾和济南也占铜钱的百分之十几。日本宽永钱在江、浙、闽、台、江西甚至重庆的许多地方行使着，但数量不多[6](第884页)。旧式铜钱外，英属香港所铸铜辅币(铜仙)也有一些流入广东，日常贸易中"商民间亦搭用"[1](第872页)。

以上大略概述了外币在中国流通的格局，总的趋势是从南向北、从沿海沿边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蔓延，与各式各样的中国货币交错流通。它们的流通数额综合各家观点得出。总计起来，清末外币在华流通额巨大，银元要超过5亿元，外钞折合银元超过1亿元，与彭信威先生的估计相近。因没有可靠的调查或统计可作依据，这只能是(偏于保守的)估计，实际数字也许高出很多。(美)郝延平的估计竟达11.9亿元。清朝末年，外币占全部货币供应的比例十分可观，彭信威先生估计有30%[6](第888、889页)，郝延平则估计有47.8%[7](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