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入党自传

我出生在虽说是知识分子家庭，但生活学习都在具有一个美丽神话传说的乡村-凤凰岭。村东有一条深沟，名曰海子沟，沟中有一泉，泉水甘甜，传说有凤凰鸟长来泉边饮水，后在岭上休息，故得村名凤凰岭。

靠海子沟边有庙宇改做学堂，就是现在的村小。什么神的庙宇，我无从记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这座庙宇是村民集会的地方。当时的村小只是初级小学，读高小要翻越海子沟，步行五六里路程到官村小学，我从四年级就进入官村小学读书，到1967年小学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休学。早年的求学生活是早出背着干粮，中午在学校喝开水吃着干粮当作午餐，晚上回家，这样的生活在我的中小学时代有六年之久。

我的祖父是过去的私塾先生，父亲在当时是我们那一代唯一的在大学当教师的文人。我的启蒙教育是在祖父的指导下习字学文的。我的祖母持家很严，却不识字但懂象棋，我在祖母的指导下学会下象棋，很快我的棋艺就超过了祖母，当我赢棋后沾沾自喜时，也看到祖母的伤感，现在回想起来为自己当时的无知感到自惭。我的母亲虽出身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家境比较殷实，自从踏入父亲的家门，经常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到现在母亲也从未怨过。母亲辛劳，我六年的中小学求学，每日母亲闻鸡鸣之声起床为我做好早饭，我也是吃完饭后踏着星光与同伴们一同上学，现在当我也有了孩子后，深感慈母之心。

母亲孝顺，我的祖父母先后由于疾病卧床瘫痪三年之久，母亲象亲生女儿一样侍奉二位老人直到离世，在当地留作美谈。母亲伟大，1978年当我进入大学学习后，我的两个妹妹也分别在师大的中小学读书，母亲离开生活几十年的老家来到省城，当时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全家确实困难，母亲又在师大外院等做临时工帮父亲维持家计。改革开放之后，家庭的生活状况变了，父亲由于工作的原因加之他为人正直好客，各界朋友不断，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高官之人，有家乡来的熟客，也有他的同学和学生，母亲一一善待，亲自下厨以拿手的家乡饭菜热情招待，到现在父亲的多年朋友一但提及母亲的家乡饭仍然回味无穷。我的父亲患病于96年去世，患病期间，母亲又一直陪侍在医院里，当父亲在弥留之际，我追思求医的过程，痛责自己没能及早发现父亲患病而不能自拔时，母亲一次一次劝慰我，并力主家中一切事务，我现在仍然清楚的记着父亲在临终时把我们姊妹们叫到床前，叙述家的历史，要我们铭记母亲是我们家的功臣。

69年复课后，我进入当时由小学改成的初级中学就读，由于全公社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学生人数多，教室和教师不足，我们上课只能是轮流隔天一次。按当时的要求每个公社都要办一所中学，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一边学习，一边建校。初中读了不到两年，当时学校开办高中，只有一个班不足50人，我跳级进入高中就读。学校地处偏僻的乡村，在那个年代我们得益于城市的好多骨干教师都在此地下放锻炼，当时的任教老师现在看来都是一流的，在这些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我们奠定了相对扎实的基础。当我们那届毕业后随着政策的变化，老师们有的回城有的进入高等院校任教，我们当时所在的学校已取消高中建制，我们则成为历史上竹峪中学唯一一届高中毕业生。

我72年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时任生产队的会计，又当民办教师，教语文和数学兼音乐和其他。在那个年代上大学靠推荐，由于我的父亲一直在外，又是批判的对象，想上大学可想而知有多难，我也曾被推荐上医专，先天下午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就被贫协主席的儿子顶替了。恢复高考制度后，我78年秋季考入师范大学××*系，回想当时的考学本来以我的特长和家庭的熏陶应报考中文专业，但父亲及他的同事们受文革影响，吃足文人的苦，力主报考理科，那年与我一同报考的中文系的子弟几乎都是学理工的，四年的大学生涯使我成熟了许多。 在××任教的四年中，我对待自己的业务力图求精，对所讲的知识可说几乎是烂熟于心，课堂寻求自己的风格，脱稿而讲，很受学生欢迎，当我将课代至高三时，学校对年轻教师不放心，让我重回高一，高三的课由外地平反的老教师代。时间不长，学生反响很大，无奈学校又让我接了一个重点班的课，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局里几次想让我调回，都被时任育才的金发敞校长拒绝，直到金校长不在担任校长后我才离开育才于88年回到市教委的普教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