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理论的历史考察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理论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理论，首先需要对中外历史上前人业已形成的支出理论和支出思想进行考察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博大精深，本文只能择其要者，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一、中国历史上财政支出思想的简要回顾

我国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就产生了财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时期，产生了“以九式均节财用”的支出思想，规定用九种用途来节制财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赋，供宴请宾客之费;四郊之赋，供饲养牛马与家畜之费;邦甸之赋，供工需制作物品之费;家削之赋，供分赐诸侯百官的物品之费;邦县之赋，供赠劳宾客的礼物之费;关市之赋，供国王及家庭吃穿之费;山泽之赋，供丧礼与救荒之费;币余之赋，供国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费。目的是做到收支对口，专款专用，限制财政支出无限膨胀，避免王室过度浪费，保证收支平衡，财政有余。

春科战国时期，主张节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节用以爱人”，后人司马迁解释孔子的“节用”为“政在节财”，即节省财政开支，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墨子在财政支出上主张“去其无用之费”，反对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费。提出：“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由此总结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经验教训。墨子判断财政支出的合理与否，是以“利民”为标准的，对人们有利的“有用之费”主张一定要支出，不利的“无用之费”坚决去掉。如必要的军费、交通费、建筑费等，是绝对不能省的，因为“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墨子的节用思想并不是单纯的节省开支，而是为了加强储蓄，备战备荒，发展和扩大生产。战国时期的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春秋时期“节用”的思想，提出了“强本节用”的财政支出理论，这与孟子清心寡欲的节用观相比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奢，则天不能使之富”。由于旬子的“节流”思想是建立在“强本”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强调节流不应该减少农业开支，而在于精兵简政，裁减冗官冗员。他说：“士大夫众而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而国贫，下贫而上贫，下富则上富。”在财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强调收入平衡，国有余藏的原则。但是，荀子不反对统治阶级的各项开支，主张根据“礼”的规定来满足其要求，即“节用以礼”。这反映了荀子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财政支出思想的特色。战国晚期的管仲对以前的财政支出思想加以总结和发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论。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大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所谓“用之有止”，就是用财有度，财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额。管仲认为“度”是财政支出的关键所在：“审度量，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由此出发，管仲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用应该从宫庭开支入手。他指出统治阶级营造宫殿要有“度”，制轩冕以分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以守其服不求其观，建宫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与此相反，对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必要开支，管子认为一定要满足，“用财不可以啬”。在这一类开支上“用财啬则费”，因为“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财政支出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汉时期，财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现在压低财政支出方面。如西汉的贡禹指出节约财政开支的重点在于减少宫廷消费，他说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也，但“其余尽可减损”，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费用、人员数量、宫廷奴婢等等。东汉王充针对当时厚葬造成的财政浪费现象，提出了“薄葬节用”的观点，他说：“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悦不仅把奢侈看作财政支出问题，而且提高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他把奢侈视为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则政未用行矣”。西晋的傅玄提出节用反奢的思想，并把节制封建君主的欲望作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的最根本的途径。同时，还提出减汰冗官，使其改业入农，以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唐代白居易特别主张节用，而且他的节用思想包括的范围很宽。其中主要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认为在宫室、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婚、祠葬等方面都应该“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否则必“伤财力”。而且“上行则下效”，使“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聚敛之臣将置力”，“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

宋代王安石的财政支出思想与以上有所不同，他不是单纯地、孤立地看待支出，而是把支出和收和紧密地联系起来，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国家财政的充裕，关键在于开源，收入不增加再节省也无济于事。但同时又认为开源只是保证国家财政充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截流，减少开支，无节制的开支，收入再多也无余存。可见当今社会我们一直提倡的“开源开流”思想是有历史渊源的。在财政支出上，王安石还重视支出结构，认为必要的支出，如农田水利、交通、军费等等一定要满足，不必要的开支，如奢侈浪费等尽量减少。这一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代的理财家张居士根据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提出了以节支为主导的财政支出理论。他认为节省支出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讲到：“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去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他指出，明代财力匮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之无节”。因此，他把节支放在理财的首位，明确提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可知“节用为先”是张居正财政支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整个财政思想理论的支柱。

清代的财政支出思想也集中在反奢节用方面。其中值得重视的有顾炎武节减支出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贫，贫的原因是国家费用过高，不重视财政支出的效率。顾炎武节减支出的思想与以往的支出思想有所不同，其着眼点是在封建政府办事效率上，认为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支出就会减少，可知他重视的是办事效率问题，通过提高效率达到减少支出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此外，谢阶树的财政支出思想与颇有值得称道之处。谢阶树在财政支出上也主张“节财”，但他的节财不是一味地减少支出，而是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说：“省冗官则廪禄不靡于幸位，而财之节也十一十矣。汰冗兵则粮饷不耗于游民，而财之节也十四五矣。兴水利则秸，可纳于畿甸，而财之节也十七八矣。居今日而论节财之大道，三者其大焉者也。今天下之所以耗财者三：兵饷、河防、漕运是也。辟边缴之荒地以屯田，则兵费可节。开西北之水利以浚田川，募江南之客佃以种稻，则河患可息……府不充而常有余财，民不惰而常有余力，地不荒而常有余利。”谢阶树在这里讲到“府不充而常有余财”。“不充”是指先要有一定的支出，“余财”是指节省下的大批财富，不充是手段，是暂时的，余财是目的，是长久的。不难看出，谢阶树的“节财”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辨证法，有其独到之处，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支出思想有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支出思想相比，继承的内容多，发展的方面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形成发展，而封建社会虽然时代很漫长，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很少发生变革，致使财政支出思想显得不够活跃，长期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很难有质的发展和飞跃。

从1840年开始，中国由漫长的封建时代步入了动荡变革的近代社会。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兴起，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萌发，国外新知识、新思潮的传播，都对中国传统的财政支出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第一，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禁奢崇俭的财政支出思想。其中，管同、胡倍认为，黜奢崇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节省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以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发展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大力提倡。管同指出：“生财不外乎节财”，可知他对节财重视到了何种程度。刘锡鸿在财政支出上也赞同“”黜奢崇俭”的思想，他认为农、渔、牧、织等在生财的源泉，衣、食、用等是耗财的途径，必须抑制消费以求富国。显而易见，这些人的支出思想多继承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崇尚节俭，反对奢侈，重视积蓄，抑制支出。这种支出思想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在中国近代社会求变革和发展的形势下却显露出它的局限性，那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财政支出的积极意义，仅仅把支出视为费财、耗财的消极因素，甚至反对国家出资办洋务。

第二，提倡扩大消费的财政支出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产生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中，而且主要是针对封建保守思想提出的。魏源提出：“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他认为“禁奢崇俭”应该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因为他们的经费来自国库，如竞相挥霍，就会加大国家的财政支出，对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对于一般的富民来说，不应该过分提倡崇俭，而应该适当地鼓励其尚奢。这样可以增加社会消费，使富人将贮藏的货币投入市场，贫民向其提供劳动产品和其他服务，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到发展。谭嗣同进一步发展了魏源鼓励富人尚奢的思想，批评了传统的奢俭论，明确提出“尚奢黜俭”的观点。他认为在崇俭的思想指导下，地主高利贷者聚敛的财富就不会用之于生产和消费，其结果只能加剧社会的贫困。对于国家来说，宁可“粟红贯朽，珍异腐败”，都不肯“兴工作役”，就会严重阻碍近代新式工业的发展，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经济的生产活动就要“废绝”。所以，他提倡“尚奢”，鼓励富人将财富用于发展近代工业，主张将财富多用于生活消费，反对崇俭。谭嗣同在财政支出上的“尚奢黜俭”思想虽然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消费刺激生产的新思想和发展近代工业经济的良好愿望，但也存在着不少片面性。如只看到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却忽视了奢侈挥霍会影响生产资金的积累。只强调开源，却反对节流，忽视了控制财政支出的意义。严复在财政积累和支出上弥补了谭嗣同过激的缺陷，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应该提倡，否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这样对社会和生产都会带来不利。因此他主张消费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影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是他指出“俭”并不是封建社会守财奴式的“保富”，而是一种有富国富民之效的积极因素，如果“俭”得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和生产资本的需要，就失去了俭的意义。所以他反对财富滞留，强调“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奢靡”，“国焉有有大困者乎”。严复主张不能片面地反对“禁奢崇俭”，也不能片面地提倡“黜俭崇奢”，这实际上包括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即必须使积累和消费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严复的这一财政支出思想和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相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加速积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提出了量出为入的财政支出思想。中国近代“量出为入”思想的提出，其渊源应来自于中国封建社会杨炎的量出制入，但受影响较深的还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支出思想。中国近代最先提出量出为入思想的是黄遵宪，他指出“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黄遵宪能在“量入为出”一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提出这样的思想，是有一定见地的。他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必须先支出然后才有收入。但量出为入容易引起苛征暴敛，所以支出要根据国家的情况来决定，而且还要和量入为出结合起来运用，做到二者兼顾。与黄遵宪同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进一步介绍了西方国家“量出为入”的支出原则，指出：“西国同例，量出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之中。”又说：“古者中国制用之经，每量入以为出，今之外国则按年预计国用之大者，而量出以为入。薛福成之所以倡导“量出为入”，是由其“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的观点决定的。认为只要财政支出是为民众办事，即使多取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总之，“量出为入”是中国近代一种重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产物。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上述财政支出思想，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但大部分反映了新的思想和观点，带有资产阶段求新求强的思想色彩，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在政治和经济上求发展的倾向。这既是中国近代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支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二、西方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财政学实际上是伴随着亚当·斯密《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问世(1776年)产生的。因此，亚当·斯密既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财政学的先驱。以后，经过二百多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矛盾的出现，各种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西方财政学说也在不断发展。这里仅对西方自古典学派以来有关财政支出的理论作一简要分析。

(一)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西方古典财政支出理论是西方古典财政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依据，而且还成为当代西方财政学说的理论渊源。

威廉·配弟(1623—1687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赋税论》和《政治算术》等。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虽然尚未完全摆脱重商主义色彩的影响，但已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有名的格言，把劳动和土地看作是财富的本源。特别是他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命题，这是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最大贡献。关于财政理论他也进行了研究。他在《赋税论》这部著作中，虽然重在研究税收，但也用相当篇幅讨论支出。他依据政府职能需要，提出了财政开支的一般范围，主要包括六项“公共经费”，即军事费用，行政官吏的俸禄，“拯求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宗教费用)，各种学校的经费，对孤儿和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赡养费，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业的经费。另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是，财政经费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振兴产业为目标，因此主张压缩诸如行政、军事、教育、宗教等非生产性开支，相应增加有关生产性支出以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并主张通过实行行政、法院、教会等制度的改革以缩减支出。这显然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有一定的进步性。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期密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由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封建主义制度仍具有强大的势力，已经完全背时的重商主义理论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都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集中论述了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思想，体现了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全书贯穿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斯密依据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形成了他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他认为，政府的活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必须消耗的那部分物质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了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缩小自己的职能，实行廉价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将国家的义务或职能具体界定为：“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斯密的财政支出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国家观基础上的，由于他反对国家干预，严格限定国家职能范围，因此，他主张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与上述国家职能相应所需的经费，即国防义务——国防费，司法行政义务——司法费，公共设施及土木工程义务——公共设施建设费。除上述经费以外再有就是“一国君主，除了执行种种职务所必要的费用以外，为维持其尊严计，亦需有一定的费用。”此即王室经费。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继承了配弟与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科学成份，并加以补充和完善，成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财政支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亦极力鼓吹经济自由放任，同时，他把国家经费全部或几乎全部看作是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主张尽量压缩国家财政开支。他认为，“资本可以由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性消费而增加”。而且，“一国的生产量必然是随着资本的减少而成比例地减少;所以，如果人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非生产性开支继续不变，而年再生产量又不断减少时，人民和国家的资源就会日益迅速地趋于枯竭，穷困和灾殃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在李嘉图看来，狭义地理解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赋税负担，压缩国家经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李嘉图的这些基本论点是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立脚点的。马克思曾对他作过如下的评价：“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

(二)庸俗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可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上部分。一般而言，自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庸俗化了，也就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庸俗政治经济学已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占居统治地位。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马尔萨斯。

萨伊(1767—1832年)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出版)。他抛弃了斯密劳动可以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决定的，所以劳动、资本和土地都可以创造商品的价值。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均衡论，认为供给能够创造相应的需求，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赤裸裸地美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调。在财政支出理论方面，萨伊抛弃了斯密的一些科学成份，提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的论点，进而他又把效用说成是“服务”，而一切提供服务的活动都是生产，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创造“生产”提供了理论根据。萨伊还把社会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认为只有有形产品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无形产品的创造者，如律师、医生、官吏、军人、画家、音乐家等等尽管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服务、享受、教育等，但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相反要消费一部分社会财富，所以政府应当将无形产品的生产压到最低限度。这一主张的内涵和斯密较为类似，但其理论基础却截然不同。

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早期代表者之一。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抛弃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代之以生产费用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并不是劳动，而是生产费用，把利润说成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于资本家向地主、僧侣、国家官吏缴付地租和税金的结果。这些人就是利用这些收入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这是利润的来源，即所谓非生产阶级的“让渡”。这样，在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已成为商品销售和实现利润的重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继续推论下去，就是‘人口论’作者宣扬不劳动者的经营的过渡消费和尽可能攫取年商品的最大部分是生产的条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学派关天国家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并尽力限制其规模的观点。

(三)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19世纪中叶，德国正处于向资本主义急剧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以及专制主义的政治机构形成三足鼎立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在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社会政策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了社会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实行社会政策的主张，在德国财政经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

瓦格纳(1835—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他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国家对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又谋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他极力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树立有计划的生产秩序”取代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防止牺牲别人利益以谋求个人私利;对劳动者及其它小市民从财政物资分配上给予帮助。瓦格纳进一步阐述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认为国家的目的不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制及权利的目的，还应加上文化与福利的目的。国家不仅有维持国内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同时还必须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机会。而且国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经济目的之上，在这个关系上要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必须强制对国家尽责。为确保完成国家目的的财源，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施行新的特权及烟草专卖，坚决贯彻煤气、水道、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赋税政策积极地改变人民所得的分配。

瓦格纳还联系国家目的、任务及其活动的财政需要论述了国家经费问题，认为国家活动应把法律与权力目的与文化和福利目的这两个国家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实施，为此应形成一种给予机制，这就是财政的经费体系，构成财政需要体系。他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费原则：一是应有正当自主的财政监督组织;二是应遵守节约的原则;三是应兼顾国民所得与财政需要的原则。

特别需提到的是，瓦格纳论述了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的膨胀问题，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说：“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须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从不同国家及时代比较，进步国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活动呈现有规律的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既系外延的又系内含的，即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提出新任务的同时，有的职能也在进一步扩大。于是国民经济的要求，乃更广泛更充裕，为满足这些涌现的需要，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经费增加的统计上，雄辩地说明这一点。”瓦格纳这两段话说明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且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财政活动范围也必然会随之扩大。显然，瓦格纳的这种财政理论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当局政权的设想合拍，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各国财政理论的基础。

必须指出，瓦格纳的社会政策主张及其国家经费的观点只是带有一定的改良性质，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这一点，日本学者坂入长太郎也看得十分清楚，“瓦格纳并不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为修正和排除其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端，采取了社会政策财政学的观点。”

(四)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加深，本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破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并经过凯恩斯追随者的宣扬和发展，形成一套系统的政策理论体系，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也说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凯恩斯(1883—1948年)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地体现在这本书里。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不可移易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引起的，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其流动偏好或灵活偏好。因此，就不可能像传统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排斥国家干预，而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解决。相反，他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否则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困境。凯恩斯明确指出，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又说，为了“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这就是说，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由于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投资方面，凯恩斯还特别强调由国家干预投资。他说：“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

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铺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息率而间接起作用，不如财政政策作用来看直接和有力。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衰退时，应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他特别强调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税收的变动，尤其是用累进所得税，虽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单靠税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然而，扩大政府支出的来源，如果是靠增加税收，则又会减少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结果依然达不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他说：“举债支出虽然‘消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这样凯恩斯便突破了从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观点。

总之，凯恩斯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运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或称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充分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现实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的一些共性问题，对于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和矛盾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必须指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其实质是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由于他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所以他开出的“药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

汉森(1977—197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遂转而拥护凯恩斯的学说，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着重研究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认为利用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所谓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汉森认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趋势中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要使经济返回到潜在的增长水平，必须使投资支出水平能够补偿在高收入水平下所出现的储蓄继续增长的水平。为此，他主张政府扩大公共工程投资，这对于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具有加速作用。汉森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景气与不景气相互交替的长周期，而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熨平”由于经济周期引起的经济波动，以保持宏观经济的较长期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汉森进一步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逆风向行事”，即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支出，推行赤字预算;在繁荣时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投资规模，增加税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出现财政亏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可能获得财政盈余，而在长期中以盈补亏就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和经济稳定增长。

萨缪尔逊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成为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他说：“我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这就在于一方面，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即‘生产什么东西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如何生产取决于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取决于工资率、地租、利息和利润。’”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组织生产和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他进一步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不能保证投资的数量处于恰好维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因为它不能自动调节。如果投资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投资过少又会导致通货紧缩，造成失业率上升。只有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点：一是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种支出比政府的一般开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另福利开支。他认为福利开支既是“内在稳定因素”，可自动调节，又可利用它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三是政府应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扩大这方面的直接投资或给予补助金。同时，政府还应重视旨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公共开支。

综合地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矛盾分析出发，反对经济的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并将财政支出政策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必要手段。由于这一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现实情况，特别是这一分析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地上的，因而是有一定借监意义的。但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执行凯恩斯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经济矛盾，但从长期趋势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财政赤字增加，债务膨胀，经济低速增长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与凯恩斯相对立的其它学派、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应运而生。

(五)货币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货币学派是美国在50年代开始出现的、于70年代蓬勃兴起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以反对凯恩斯主义著称，同时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破产的产物。这一学派虽然重点论述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也涉及到了财政支出理论。弗里德曼(1912—)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西方世界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他承袭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经济，反对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其论据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可以受到政府干预，但是政府不能造成经济增长。政府能够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私人部门造成的—如通过个人储蓄、投资、承担风险和革新。”他认为：“政府不可能精确地调节经济，以消除每一次的经济上下波动。政府试图这样做的结果，使波动变得更加厉害，而不是变得好了”。“政府能为经济做的好事，是很有限的;但是它能做出的损害经济的事，却几乎是无限的。”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来缓和失业，认为政府干预政策往往是短期经济不稳定的原因而不是有效医治的办法。他特别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经济总水平最有力的手段。因此，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主要是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提出了以控制通货膨胀、特定物价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内容包括：提倡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提倡“收入指数化”，将工资、利息、政府债券收益和其他收入等与物价指数挂钩，使之能随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提倡浮动汇率制，反对固定汇率制;在财政政策方面，他极力反对凯恩斯学派扩大支出及其赤字财政政策。他认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如果没有相应地扩大货币供给量，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是暂时的或微小的;如果财政政策要持续地发挥作用，那财政支出必须是通过创造货币来融资的。显然，这样进行的开支必然是膨胀性的。所以，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不是减少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在货币学派看来，要使经济稳定增长，又没有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压缩财政支出，实施财政平衡的财政政策。还应提到，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维持制度”的差额补助政策，主张实行“负所得税政策”，即政府规定某种收入保障数额(最低收入指标)，然后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给以适当的补助，但政府发给的补助金要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给，以避免把低收入者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一律拉平的缺点。这既可使低入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依赖政府补助金过活的懒汉思想，从而有利于鼓励个人工作积极性。

总之，货币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潮，二者在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上都存在一系列分歧。归纳起来，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常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货币主义则是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动态上是稳定的。由此出发，凯恩斯主义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国家干预政策;货币主义则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应该看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货币主义学派强调货币的重要性，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扩张政策，主张实行按经济增长率来确定货币增长率及其浮动汇率政策，这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该学派把资本主义经济动荡不稳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货币现象”，并企图通过控制货币存量来消灭经济危机，这一结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并未获得预期的稳定经济的效果。

(六)供给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美国7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是围绕如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滞胀困境这一问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费、温尼斯基、吉尔德、蒙德尔等。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把滞胀的原因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要刺激总需求，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忽视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因素。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对于供给增加只能产生负效应。因此，要医治滞胀这一顽症，就必须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推行注重供给管理的经济政策。

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供给不足，那么，减税便是促使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因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这样自然就会促进供给增加。另外，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是促进供给增长的又一重要措施。他们认为，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在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再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繁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助长官僚主义弊端，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从摆脱美国财政危机的角度看，也需要削减日益膨胀的社会福利支出。这项开支已占到美国财政支出的40%，比军费开支增加得更快。他们认为这项支出在一定时期曾对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缓和作用，但现在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国政府日益承受不了这种负担。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支出观

在财政支出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即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财政的本质及其财政支出运行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财政支出观的一个鲜明特征。

首先，经典作家建立了科学的国家学说，深刻地论述了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及其财政支出的内在分配关系。传统的国家观从君权神授论到社会契约论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美化统治阶级，愚弄劳动人民，为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从唯物史观出发，正确地阐述了国家的性质及其内在属性。恩格斯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他还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一步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其阶级分化的角度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

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防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除了具有本质上的阶级属性外，还具有一般的社会性职能，后者对国家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上述两方面的职能属性在阶级社会里成为国家的有机统一体，正如马克思在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监督劳动的性质时曾讲过的：“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多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与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多种特殊职能。”经典作家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的这种“社会职能”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一步得以强化，马克思指出：“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较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社会性职能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以上所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观的完整内容体系，肯定一点而不及其余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