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冲动与利率管制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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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关注如何通过使用新技术降低消耗,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规范企业投资行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使企业自发完成这种转变。

关键词:投资冲动利率管制增长方式

“十一五”时期既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挑战。过去的20年,我国依靠着由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扩张和驱动作用,实现了世界罕见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一增长方式在快速增加的经济总量、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以及迫切的全球竞争压力下是难以持续的。尤其是在最近的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原有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环境矛盾显得格外突出。要在未来五年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投资冲动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实物资本的积累,并耗费大量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而提供的就业能力却增长缓慢,从而偏离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而导致我国原有投资和增长模式特点的原因除了技术因素之外,包括金融管制在内的制度因素也是重要方面。“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能忽视制度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表征

尽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过去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却是资本密集型,它严重依赖实物资本的积累,并大量耗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的城乡就业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大幅度的增加。这一点在我国“十五”期间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我国最近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1996年可以视为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的一个转折点,从1998年开始,我国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影响,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尤其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向。伴随房地产、汽车、钢铁等行业的高速增长,整个经济从2002年开始进入下一个上升通道。而推动宏观经济加速扩张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加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2003年和2004年的投资率更是上升到47.39%和51.33%。投资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快速增长。所以从2001年,我国的重工业增加值在总的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由60.6%增加到69.1%。

重工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投资,另一方面又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与其他自然资源,同时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所能带动的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增加却十分有限。所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十五”期间全国的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第二产业增长率、能源产量的增长率较高,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8%、21.9%、10.6%、11.6%。但在工业领域,高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步伐却十分缓慢,年均就业增长率仅为0.7%,2004年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

也正是在新的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些曾经被经济发展所掩盖的问题在21世纪初变得格外突出,如贫富差距的拉大,三农问题、资源的密集使用等。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是经济扩张的主要手段,这种模式虽然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全要素生产率不会有太大改善,所以不会给原有的就业者带来多少收入的增加。同时,增加的投资在形成了生产能力之后无疑会加剧产品的竞争,并进一步降低产品的价格,这也是其他国家指责我国向世界“输出通缩”的原因。不仅如此,由于这一轮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使得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资本替代劳动”的特点,所以,工业领域所能增加的就业十分有限,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样就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毕竟在第三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中所能获得的收入增加是非常有限的。此外,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明显提升,以及投资增加主要集中在一些高资源消耗项目,使得能源与原材料紧缺的矛盾在最近一轮经济扩张过程中显得格外突出。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投资特点的制度根源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投资起着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而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形成了一种严重依赖实物资本投资,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不仅恶化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偏离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道路;而且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主要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单纯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要保证现有的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实现50%-60%的投资率。这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是不可持续的。造成这种增长模式与投资特点的原因除了技术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因素。本节主要集中讨论与金融管制相关的制度因素。

从增长的动力来讲,这种增长模式的根源来源于经济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投资冲动。所谓理性的投资冲动,是一种市场化的、逐利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是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所必须的动力,它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于非完全理性的预期导致的盲目投资往往会与宏观经济的目标相矛盾,并加剧经济波动。而非理性的投资冲动,主要是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率而实行的非市场化行为,这种投资除了具有盲目性外,投资效率也往往较低。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提高,市场化的投资行为,逐渐成为社会投资的主角,尤其是在东部发达地区。这一点我们从2005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全国的投资数据就可以看出,在行业利润率迅速下降的同时,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急剧回落,而中西部的投资依然高涨。这反映了东部投资的市场化加深,而西部的投资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政府行为。在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投资热潮中,房地产、汽车等行业需求的强劲增长导致对上述行业以及如钢铁、建材等上游相关行业和能源、原材料行业的需求快速增加,并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这些投资尽管大多属于市场化的理性投资行为,却导致了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加剧能源、原材料紧张等问题,并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目标相矛盾。

投资冲动造成的宏观经济问题,不仅与技术因素有关,更是与金融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金融体制的因素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本的定价机制,即利率的形成机制没有市场化,资本的使用行为不能反映它的真实成本;其次是以银行为代表的融资机构由于治理结构和经营能力的缺陷,并没有起到保障资金最大使用效率的作用。

利率没有市场化具体表现在过低的官方利率上。我国近期较低的利率一方面与市场的资金充裕有关,毕竟我国长期维持了高储蓄率,而且出口增长迅速,外国直接投资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金融管制的存在也是主要原因。尽管不能否认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金融法规、监管和机构的发展都不成熟的条件下,适当的管制对于保持金融秩序的稳定、避免金融危机是必要的,但是金融管制扭曲了资本的价格,限制了市场机制自身对经济波动的调解功能。最突出的表现在,2004年至2005年上半年,尽管高涨的投资需求导致市场资金趋紧,民间自发的借贷利率曾高达1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0%,但是政府对金融业,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使得官方利率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能够得到贷款的企业即使面对一个过热的现实仍然会继续投资,因为他们使用的资金成本相对来讲更为低廉。

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先天缺陷则加剧了企业的上述行为。最突出的表现是银行为了实现降低贷款的坏帐比率而向企业推销贷款,而不考虑企业自有资本在投资额中所占比率,从而加剧了企业的投资冲动。最突出的就是“铁本”现象,自有资本只有三亿元左右的铁本公司却敢于投资一百多亿元的大项目,而且很容易的从六家银行获得40多亿的贷款额。

在金融管制的情况下,由于包括利率、汇率等代表资金使用价格的变量不能真实体现其所应具有的信息,市场自身调解经济波动的能力也被削弱了,政府此时只有更多得选择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行政手段的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能力逐一审查企业的项目,因为政府毕竟掌握的市场信息有限,不能要求政府处理全国的所有违规投资。而且,即使政府有这个能力,其方法和效果也难以掌握到恰如其分,正如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所证明的,政府的调解行为有时反倒会加剧经济的波动。

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也是导致我国传统增长方式诸多矛盾的重要因素。“十一五”期间是我国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机遇,而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如何通过使用新技术降低消耗,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规范企业投资行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使企业自发的完成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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