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教育演进历程及启示

摘要：特殊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其发展经历了萌芽、诞生和发展等阶段。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特殊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教育民主化的推进，更应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为障碍者和残疾者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教育。

关键词：中国特殊教育演进历程启示

1特殊教育的内涵与理念

特殊儿童教育学(pedagogytoexceptionalchildren)是研究特殊教育规律的科学，又称特殊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于对特殊儿童有两种理解，特殊儿童教育学也就有两种界定。广义的特殊教育是指：正常儿童之外的所有儿童的教育学，即超常（天才）、低常（智力落后）、有品德缺陷（问题儿童）、器官缺陷（盲、聋、肢残）、儿童精神病和病弱等各种儿童的教育学。狭义的特殊教育是指：身心有缺陷儿童的教育学，即盲、聋、弱视、重听、智力落后、言语障碍、肢残、病弱等缺陷儿童的教育学。美、日、苏、联邦德国等许多国家从法律或学术上把特殊儿童教育规定为缺陷儿童教育；广义的特殊儿童教育学又分为盲童（视觉障碍）教育学、聋童（听觉障碍）教育学、智力落后儿童教育学、言语矫正学、天才儿童教育学、问题儿童教育学、多种缺陷儿童教育学等。本文主要是指广义上的特殊儿童和特殊儿童教育。

特殊教育在本质上是“育”与“爱”有机结合的教育。“育”在中国古代意味着“养子使作善也”，体现了教育的发展性和方向性；“爱”则蕴藏着人性之本，爱心；这反映了特殊教育的理念为“爱而有教”与“教而有方”的融合。

2特殊教育的演进历程

从世界教育史来看，特殊教育实践活动古而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只有200多年历史。其显著特点是文理渗透、医教融合，它的发展既有赖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开明，也有赖于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发展水平。我国特殊教育按其发展阶段划分，大致经历了准备阶段、早期阶段和发展阶段三个时期。

2.1特殊教育准备阶段：古代特殊教育思想的萌芽

2.1.1对特殊儿童（包括特殊人群）的认识及其态度

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残疾人的记载和对其原因的探究。如《左传》卷六记载着“耳不听无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同时，春秋时期有人将残疾分为失明、聩、暗、瘸、驼、痴、癫和狂疾等不同类型。此外，还对残疾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说法；《吕氏春秋·尽数》中有“轻水所多，秃与瘿人”；我国最早的中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指出，“颠病”是“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也”。由此可见，古代特殊教育从医学和教育两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

同时，我国古代非常重视超常儿童教育，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据赵忠心考证，历史上仅资料齐全的“神童”就有500多个，积累了丰富的神童教育经验。如，王安石的《伤仲永》就是关于智力超常儿童的记载，尽管方中永的早慧因为教育失误和他自身骄傲而使其成为一个平庸者，但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特殊教育在特殊儿童一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有开明的残疾人政策。夏商周时期有减免残疾人税收的规定，《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曰安福”。这种政策到春秋时就有了问疾、养疾（收而养之，官之衣食）之举。从秦汉到明清，开明统治者都设置了专门机构去关注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对残疾者赐谷、设“悲田制”、“福田制”和“养济院”等。我国古代在用人机制上对残疾人一视同仁，周代就有盲人担任乐师和相应官职，孙膑和司马迁是肢体残疾者，受刑后仍被重用。

2.1.2古代特殊教育思想及机构的萌芽

古代特殊教育思想萌芽很早。从《礼记》的“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到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据此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中庸》提出“勤能补拙”，奠定了中国特殊教育的教育理论基础。同时，医学也为特殊儿童的早期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石。明代万全从医学角度，阐述了“母气既伤，子气应之，未有不伤者也。其母伤则胎易堕，其子伤则脏气不和，病斯多矣”。通过干预孕妇的情绪而预防智障和残疾发生。但由于受佛教“报应”说及刑罚制造残疾的影响，民间仍存在对残疾的错误认识。

中国的特殊教育学校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据陆得样和（日）福森信昭1996年考证，我国在周代出现了公有性质的残疾人教育，源起于夏商周时期的盲人乐师需要专门的职业技能教育，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民间还有盲人乐师。训练聋哑、盲及肢体残疾者为有用之人，其专门技能是通过受特殊教育获得的。如《荀子·王制》记载“古者以废弃之人，主噗卜巫祝之事”。

2.2特殊教育的早期阶段：现代特殊学校的产生

漫长的封建社会，特殊教育发展异常缓慢甚至停滞。直到1874年，苏格兰教会人士穆威廉(Willi-am·Murray)在北京建立“瞽叟通文馆”（现北京市盲人学校）、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尔斯夫妇(C·Y&A·Tmills)在山东登州（蓬莱）建立了“启喑学馆”（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20世纪初，张骞、周跃先等人率先创办特殊学校。1921年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为弱智儿童开设的“特殊学级”，揭开了中国特殊教育各领域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近代制度化的特殊教育源于学习西方，1922年“新学制”的“附则”中提出应注意特种教育，这是我国学制史上的特殊教育。陈鹤琴于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间出席了国际幼儿教育会议，并到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前苏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等11国进行了教育考察后，于1935年8月10日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中提出：“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够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这标志着我国教育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健康儿童转向特殊儿童，这是教育民主化和人类进步的体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特殊教育学校正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矛盾的文化氛围，低经济水平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发展。

早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承担起了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及培训任务，致力于通过办学来建构特殊教育体系。刘先骥于1916年在湖南创办的导盲学校，是我国早期创办的特殊学校之一，1921年又增设了师范部，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实业家张骞也于1916年创办了南通盲哑学校。陈鹤琴(1892—1982)从致力于中国教育科学化和民主化角度出发，十分关爱特殊儿童，是站在中国儿童教育发展高度将幼稚教育、国民教育和特殊教育并列为儿童教育的第一人，充分认识到发展特殊教育对社会进步的价值，积极呼吁社会关应注特殊儿童教育和发展。他认为，只有关注特殊儿童心理的教育才是科学的教育。他在上海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讲授儿童研究课程时，专章讲述了低能儿童问题：特殊教育不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缺陷，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因为特殊儿童具有许多不同于正常儿童的特殊心理，特殊教育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他还对耳聋儿童、口吃儿童和低能儿童的心理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