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机会均等的历史回溯与现实分析
摘要:本文回顾了我国教育机会均等思想的历史,分析了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造成的目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现象。
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内容,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致力于实现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机会均等观念,客观地分析我国当前的教育机会分布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教育平等,推进社会公正。
一、我国教育机会均等思想的历史回溯
我国教育机会均等思想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但真正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始于近代。孔子的教育机会均等思想主要表现在“富而后教”、“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上。但在其后整个封建时代,教育的大门并不向每个有教育需求的人敞开。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教育机构的设立、就学机会的获得与个体的身份、社会等级相联系,教育具有森严的等级性。劳动人民的子弟只能在乡间私塾、蒙学等低级教育机构接受教育,而官员的子弟按照规定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如唐朝的国子学“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为生者”,太学“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四门学“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为生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
近代以来,民主思想渐入人心,一些进步思想家和革命家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感化风尚、建设国家、推动社会的武器,对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给予了关注。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平人类不平等”的革命信念,把教育机会均等看成是建立社会政治平等的重要条件。他对旧时代的教育机会严重不均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却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却不能受教育,此不平甚也。社会主义学者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普,其贫困不能造就者,亦可免其憾矣。”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推行生活教育和普及教育,他批判旧中国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用品”,提倡“教育为公”的思想,认为普及教育的对象应不分民族、性别、老少和阶级,人人机会平等,不仅要作到“来者不拒”,而且能作到“不能来者送上门去”。
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历程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十分重视人民教育机会和权利的平等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尖锐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他十分关心农民的普及教育和扫盲工作。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并指示全国各级领导重视群众的文化知识教育;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工作。邓小平非常重视人民群众教育的普及问题,认为办好学校和培养干部是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最基础的建设。同时,他还十分关注教育的提高问题,认为:“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当代教育学者则从教育机会均等的内涵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杨东平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就理论意义而言,是指不同人群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不因性别、种族、地区、阶层而不同。间谢维和认为,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质应该是一种人的基本权利的均等,指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自然、社会或文化方面的不利条件均可以在教育中得到补偿。门’吴康宁将已有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界定概述为三类概念:一是“起点均等”概念,主要指向(宏观)教育制度的性质问题;二是“过程均等”概念,主要触及(微观)教育活动的取向问题;三是“结果均等”概念,主要关心教育系统的作用问题。
二、建国后我国教育机会均等的政策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关注普及教育和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国家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保障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儿童、妇女和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
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1949年12月,在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1951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会议提出“应充分重视并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1955年,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普及小学教育。”同时,政府还号召各族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受当时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教育事业几近瘫痪。
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保障教育机会均等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如《扫除文盲工作条例》(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1年)等,从不同角度为不同人群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作为我国教育的基本大法,其法律地位居于其他各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同时还规定,国家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除此之外,我国先后出台的一系列发展教育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如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初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及2005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等;均从不同方面补充、强调教育机会均等政策,并为执行政策提供指导与支撑。
三、我国教育机会均等的现实分析
长期的封建统治和上世纪前半叶的战乱与动荡,使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比别的国家更为艰巨的教育民主化任务。1949年,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左右,全国文盲人口占80%,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及妇女人口中文盲率更高。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受教育机会的均等问题,并积极通过法律、政策、经济等多种手段来保障国民的平等教育机会。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2005年,全国实现“两基”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进一步提高,达到95%以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2.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但由于历史形成的三大差别一时难于缩小,现时的经济水平有限、发展不平衡,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种种障碍等原因,使我国目前在教育机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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