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学与宋代河南书院

[摘要]面对儒、佛、道之学的冲突与碰撞，儒学大师程颢、程颐汲取佛、道之长，创立“洛学”一派。尤其是二程以书院为阵地，使洛学得以传播和弘扬，成为北宋末年的“显学”，更使宋代河南书院得以快速发展。这种学术与书院的结缘对后世学术与书院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洛学;二程;宋代;河南;书院

一、洛学因河南书院得以形成和弘扬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史载.“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因二程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洛阳，故世称“洛学”。特别是二程将书院这一新型的机构作为讲学和学子聚会学习之所，诸如伊川的鸣皋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河南书院也成为洛学得以孕育和弘扬的土壤。

1.“洛学”创立于二程

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老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佛道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诚如《濂溪学案》所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可见，二程上承周敦颐(元公)并开创洛学，将儒学发扬光大。程颢(1032—1085)，因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因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因明显站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闲职，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程颐24岁“游太学，胡安定瑗试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得先生论，大惊，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太学读书时，与吕希哲为临斋，吕希哲的父亲吕公著便让其子拜程颐为师，程颐便收了第一个学生。以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拜程颐为师，从学者遂众。虽然程颐后来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应召入京，开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贬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伊洛河流域洒遍了二程的足迹。虽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学术上很有成就”。

在书院教育中，二程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将其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创立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我国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洛学的主要学术实践源于河南书院

二程的主要学术实践在书院进行，洛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发表于书院。诸如在嵩阳书院，学生问程颐：“如何学可谓之有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洛学的教育内容是很容易让学生自己体会“默识心通”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当时学校的教学由王安石的经义新学统治着，理学家们通常不能登上官学讲台。书院则坚持门户开放，可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二程就利用书院来传播洛学思想，常在嵩阳、鸣皋等书院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学说。如程颐晚年在鸣皋书院讲述自己的著作《易传》，《宋元学案》记载：“《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和靖(伊)、思叔(张绎)。”当时向学生讲授《易传》时，程颐已68岁高龄。

二程在书院的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在教育目的上，提出“教育为王化之本”，把教育看作是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主张培养重人生品行、求道传道和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转变气质，熏陶德性;关于道德教育，二程作了系统的发挥，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集义”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在教材上，二程主张要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主，并开创了《四书》与《五经》并列的局面，从“四书”探幽发微，创造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在教育方法和原则上，二程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学贵自得、以约取博、循序渐进等。

3.洛学众弟子出自河南书院

因为河南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有愿从学者，皆可人书院学习。加上以二程这样的大儒为师，从学者甚众，生徒不远千里而至。诸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河南的谢良佐、吕希哲;湖北的刘立之等。程颐致力于传播洛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亲自入关中讲学，关学门人大多归于程门。程鹰根据《两程门人名单碑》即(《先儒讳中坚吕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讳苹吕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证，在《二程故里志》中记载二程的门人为93人。据笔者考证，有名有氏的有90人(其中包括程鹰先生补入的贾易)，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被称为“程门四先生”。

4.洛学著述完成于宋代河南书院

二程在河南书院不仅授徒讲学，而且还进行著书立说。程颐自述，“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可见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在他60岁以后、逝世之前，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可以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称《周易程氏传》成书于程颐编管涪州的时候，但完成定稿并公布在伊皋书院却是大家的共识。

同时，许多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如程颐去世后，张绎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后编入了《二程遗书》的《外书》之中。杨时把二程教育弟子的语录加工订正成《二程粹言》，后经张栻编次，流传于世。

二、宋代河南书院因洛学传播而振兴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宋以前，河南已经创办的书院有嵩阳、应天府和龙门书院，后又新建鸣皋、明道等书院13所，在北宋时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在宋代河南书院中，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占宋代河南书院的50%。可见，河南书院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不容忽视的是洛学在中原大地的形成与传播。在当时，因洛学传承应运而生的书院或与传承洛学有关的书院主要有明道书院、春风书院、鸣皋书院、嵩阳书院、太极书院、颖谷书院、显道书院等，下面着重介绍三个。1.明道书院也称大程书院，在开封府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程颐也侍父程珦同往扶沟。程颢“集中县里的优秀弟子，亲自为之传授，并书‘书院’悬于书院门上”，还招来弟子游酢职学事。

当时书院学生除“邑人子弟”外，也有远道而来求学的，有记载的有谢良佐、周纯明、吕大临等。《二程集》记载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记录了吕大临元丰二年到扶沟问学于二程的内容。

2.嵩阳书院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退居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学术民主气氛浓厚，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当时司马光、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有助于学术研究。二程在嵩阳书院主要是用洛学的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讲学时，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高徒杨时、游酢等，“当时院中学生常有数百人，奠定了洛学规模”。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考察等规务，使书院名声大振，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3.太极书院

故址在河南省辉县百泉，苏门山麓百泉湖东侧。程颐于哲宗元祐、绍圣年间游学苏门，并结茅而居，潜心讲学于此。问道求学者而至，所居遂成聚落，因名程村。正如吾淳先生所言：“书院成为推行学者们思想与理想的重要场所……书院的普遍建立确保了思想和文化精英们的思考能够在较为宽泛的知识层面或范围得到落实。这种状况与早期儒学家们的讲习和传授方式是大致相同的，一个人的思想借助一群人的学习把握而得到推广”。可以说，河南书院成就洛学，为繁荣学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洛学也为书院的发展和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洛学与河南书院结缘对后世的影响

洛学和河南书院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的结缘，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书院学术及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洛学的南传与分流，促进了理学思想的活跃和繁荣

“二程的门生将‘洛学’带回自己的家乡，传人陕西、四川、荆湖、福建、两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开花，形成南宋时期主要的各个学派”，开创了一代学术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架构，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洛学南传后得到广泛传播，笔者认为，二程同处于洛学体系，因二人哲学的相同相异，对于以后理学思潮及其流派的分野、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宋代理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相同相异之中，由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洛学分别开启了宋代理学的心学和闽学两大流派。由于二程弟子南传后在不同地区的书院讲学而使“洛学”得以传播，形成了一些地域性的学派，如事功学派、中原文献学、湖湘学派、涪陵学派等。

王梓材说“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此“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可见，程颐之学由程门弟子杨时经一传弟子罗从彦、再传弟子李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的宏大建构集大成而成“闽学”，所以后世称“程朱理学”。

程颢之学由又一程门弟子谢良佐经王蘋(字信伯)、张九成(字无垢)、林季仲传至陆九渊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者刘宗贤认为，“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靠，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处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如程颢哲学中的心即是性，其性无内外即心无内外，内外都归于心，并提出“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题，开启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体系。全祖望谓：“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对传承序列的表述，既有师承关系，也有思想渊源。

洛学由二程的弟子周行己、许景衡在温州地区传播，继而由周行己的弟子郑伯雄发扬光大，郑伯雄之后，由二程的再传弟子薛季宜和陈傅良把洛学演变为事功之学。到了陈亮、叶适则形成了更系统、更完整的体系，在学术界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三足鼎立之势。

吕希哲曾拜程颐为师，《宋元学案》中说：“先生遍交当世之学者……其后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吕希纯也以师礼事程颐。经吕好问、吕切问到吕本中，吕氏家学再由吕大器传到吕祖谦集大成而成“中原文献学”。

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至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

2.后世理学家皆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在南宋，河南书院仅有一所。

洛学在南方的发展使南方成为洛学传播的沃土，宗派纷呈，学派之间的论争又促进了南方书院的兴盛。胡昭曦教授说“南宋前期洛学之所以迅速传播，师徒擅传，学派繁衍，形成强大的学术阵营和理学学统，以致南宋后期为官方提倡，是同重视和充分运用书院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可见，洛学后学的理学大师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促进了洛学的广泛传播。

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创建的书院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书院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67所。张栻创建城南书院，并在岳麓等书院著书讲学;继朱熹、张栻之后的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先后创建了两所鹤山书院，教学时间10年左右;洛学后学胡宏，冒着被人诟病之险，求秦桧恢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不成，即改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聚众讲学。可见，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书院教育。

南宋末年以后，书院开始官学化，但理学家们仍一如既往地创办或修复书院，在书院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元代，洛学的中州后学姚枢在1238年创建燕京太极书院于大都，并请江汉大儒赵复讲习理学。其学生刘因在静修书院讲学20余年，并著《四书精要》30卷阐发程朱理学。姚枢弃官归隐后，在百泉书院讲授伊洛之学，许衡前去求教，见得《伊川易传》等书，流连忘返，索性和姚枢、窦默等人一起教授生徒。明代洛学中州后学孟化鲤“独设书院讲学，寒暑不辍与诸生讲学，口不言钱，四方学者数百人，上朔洙泗，中衍伊洛”。魏忠贤毁天下书院时，中州后学吕维祺和张抱初等依然建立新安芝泉书院，讲学于书院之中。理学家张信民以“学之不讲为忧”，西与王以悟联会于陕州甘棠书院，东与吕维祺联会于新安芝泉书院，又在洛阳和理学家张见室联会，会况空前。在清代，孙奇逢创建夏峰书院，讲学25年，培养了众多得力门生。他的学生汤斌、耿介先后在游梁书院、洛阳的天中书院讲学;冉觐祖奔走于嵩阳书院和仪封请见书院之间，倡明道学，一时称盛。

书院与洛学的结缘，极大地拓展了后世理学的发展空间，为理学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超越其它学派而上升为南宋后期乃至明清的官方统治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宋明时期书院的兴起则重新点燃了学术争鸣之火，并创造了我国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次辉煌”，并将“北宋时期书院的创设，随之而起的是理学的广泛传播”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教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