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对冲突议题管理之构想

壹、前言

自从五月二十日，台湾正式开始政党轮替以来，两岸就一直关注着民进党政府如何定位两岸关系.在三月十八日总统选举投票日前夕，中共最担心的是大选结果对支持台独有利，不料就是由最具台独色彩的民进党胜选，这个结果对选前绝大多数希望两岸关系能维持现状的台湾人民也是很大的冲击[1].

从三一八到五二0之间对台湾的新政权可说是关键时期，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政策上，民进党政府必须提出一个足以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台湾在朝与在野之间能够维持稳定关系的基调.陈总统的五二0就职演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他的「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佈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以及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对民进党而言，「四不一没有」的基调可说是对中共及台湾在野党释放出最大的善意。陈总统还特别地背书，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他保证在任期之内遵守这一方针[2].

然而，从五二0迄今，民进党政府两岸关系的基调，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预期效果。中共方面批判的主调是，台湾新政权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3].台湾在野人士针对新政权回避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提出批评[4].中共及台湾在野人士对於民进党政府的两岸关系政策主张仍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感，这其中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提出来深入探讨，不过，如果再往前追溯到九五年七月的台海危机，我们可以发现两岸之间缺乏冲突管理的概念是主要原因。

过去，双方偏重於政策的产出，没有考虑到引发冲突时的管理、控制，而让时间来自然诠释后果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本文探讨的重点即集中在於两岸冲突的管理之思维，及冲突管理之可能性的评估，希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抛砖引玉。

贰、台湾对两岸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两岸关系在台湾开放探亲政策之前，是处於敌对状态.从一九八八年起，双方开始人道性交流到一九九一年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关系是处於蜜月期。

这时期的关系最大的特徵是双方都认知到两岸分隔五十年，由於制度、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是存在很多的歧见，但由於是同文同种的关系，因此，特别强调求同存异之中的求同部分。这其实是任何分隔的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友善的现象，东西德如此，南北韩亦复如此。到了一九九五年六月，也就是中共所谓的两岸关系恶化年，中共认为李登辉总统访美破坏两岸的友善气氛，台湾则认为中共无理打压外交活动，各据说词，使得往后的两岸关系冲突大於友善。事实上，这种冲突现象在两岸交流七年之后，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意谓着两岸必然会有冲突，而是在求同存异过程中，一方面是时间因素，求同的部分日渐缩小范围时，双方存在的歧异部分自然地凸显出来。另方面，在双方强调求同的部分，并没有质变将异的部分改变体质成为良性议题.第三，双方自始并没有认真去设计一套预防异的部分突然演变成冲突的机制，而是乐观地放任求同存异自然地发展，这点恐怕双方都有责任。

撇开责任之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两岸冲突的缘起，是不能离开历史的变迁，加上长久与中国大陆分隔，台湾的文化在近五十年之中，受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广且深，且在全球性的西化潮流冲击下，又助长台湾与中国文化关系淡薄化。当然，我们是不能否认这期间仍有不少人疾声呼籲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毕竟随着老成凋谢而后继无力。台湾就在一方面与中国疏离，另方面国际化逐渐深化下，自然地在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於法律就很少考虑到统一后的中国，台湾将如何调整发展的方向，直到一九八0年代末期，两岸开放交流起，两岸关系及未来前途才又被认真思考着。以下，将从台湾认为是两岸关系中冲突议题的缘起，以及近十多年来台湾方面对冲突管理的思维做进一步分析。

一、台湾观点的两岸冲突议题之缘起

两岸冲突性议题从微观角度可有千百，从宏观角度视之，则不外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将来是不是要统一。这个问题在两蒋时代是毫无问题，但说法绝不是中共现在的方式先是蒋中正时期的反攻大陆统一中国，这时期虽然两岸处於军事对峙，并时有局部性的冲突，但整个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指导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可见当时对政治战略之重视。

在这个时期，一个中国且由台湾来统一中国是台湾民意的主流，违反者一律被冠上附共罪名。

事实上，在当时是有许多对台湾前途不同的看法，但在实施戒严的政治环境下，这些想法与主张不是自我放逐海外，就是被净化[5].不过，在蒋中正权威的统治下，加上政治社会化给予人民的是一个中国，但由台湾来统一，因此说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承认一个中国，且中国必须统一，这绝不为过.

到了蒋经国总统时期，虽然同为威权统治，但他已逐渐重视释放自由权利给人民。蒋经国是比蒋中正要务实，他执政时期不像以前强调军事武力反攻大陆，而是要以治台政绩做为光复大陆的号召，因此，在他任内可说真正落实台湾经济建设，有心经营台湾，这点是后人都肯定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台湾前途的主张，却也因为强调对台湾的建设，反而让人弱化了统一中国的决心。在他任内对两岸前途所提出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当时是台湾建设的指导方针，按照当时的口号当然统一中国的责任也要落在台湾人民的身上。

不过，在中国大陆此时也刚好是邓小平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台湾当时的确是比中国大陆进步，但似乎并不吸引着中国大陆效尤採行三民主义指导方针，反而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吸引着中国人投入建设，因此，在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台湾不能吸引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质变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体质之下，统一中国的责任说就逐渐远离台湾的民心。

事实上，这种统一中国责任说长期在台湾不断地被检证是力不从心的现实之后，台湾方面逐渐由主动论调整为被动论，也就是由原来企图用军事、政治手段去改变中国大陆现状，变成为期待中国大陆自行改变现状。这在李登辉总统时期表现得特别清楚，在民国七十九年十月七日，他在主持国统会首次会议时即指出，台湾将在三民主义的宪政体制下，贯彻以自由、民主、均富为国家统一方针，而中国的统一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综观世界潮流所趋，身陷铁幕的人民，对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向往，已由祈求化为行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像极权专制的共产体制宣战，我们相信，中共绝对没有任何力量，也没有任何希望长期抗拒一潮流[6].

从李总统上任以后，一个中国与未来统一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台湾不可能是主动者的情况，反而是中国大陆不断地在提出，从台湾的角度视之，既然做为统一中国的主导者是不可能，要变成被统一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被接受。这种意识的产生其实也不是没来由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伴随着当代台湾人民对两蒋时代的批判与冷淡有很大关联。总体而言，两蒋时期与台湾白色恐怖几乎是同时期，台湾现在强调的是平反当时受压制者的冤屈，以及如何给予补偿问题，而不是去肯定两蒋对台湾前途的贡献，而且白色恐怖随着民进党执政部分在野人士忧心绿色恐怖的意识流冲击下，大都有急於脱却有色恐怖的阴影，而逐渐淡化两蒋的历史作为。

由於一个中国与统一说在台湾五十多年来历史的蜕变过程中，逐渐因做为主动者角色的不切实际，加上对过去历史被威权统治压制的情结的排斥，以及前面提及的台湾的国际化效应，使得一个中国与统一议题逐渐被历史化，现在中共方面不断地提起，对台湾而言，它也只能作为一个选择项，而非未来的必然。台湾现在之所以仍站在选择者的立场，原因是比较複杂的，中共一直推说是李登辉或陈水扁个人的主观意志是不切实际的。台湾目前的确是有很多历史传承者，他们肯定两蒋肯定他们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但这些人到底佔多少比例，由於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两岸关系议题并非胜负关键，因此是看不出有多少人主张，台湾前途须继续两蒋路线但相信是有一定比例的。其次，否定两蒋对台湾前途看法者也大有人在，按陆委会在总统大选前的民调显示[7]，希望未来独立的有18.3%，统一的有21.4%，显示出反对继续两蒋路线者与肯定者两者其实相差无几。第三，认为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及永远维持现状者共有54.5%居绝大多数。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目前主张维持现状者居多，主张统或独立场者分居少数，台湾当局者在这种情况下，任谁执政也都只能将台湾的前途之任何可能方向作为选择项。

二、台湾对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把台湾的前途认为是以拖待变，以国际化谋求事实独立是许多中国大陆学者的思维[8].这种思维与台湾方面希望中国大陆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影响下改变现状是有些类似，但在台湾，两岸关系发展最终结果是开放性议题，在中国大陆则是个刚性目标，这是两岸最大的差异所在。在九0年代上半期，两岸关系因刚交流双方处在相互重新认知对方的阶段，强调双方相同的文化与过去的经历，因此较为和谐.但在九五年六月，李总统登辉出访美国，中共担心两岸关系会因台湾更加的国际化，而採取片面性中止海基、海协两会的交流，同时，以飞弹演习警告台湾及美国，两岸关系从此开始进入了强调求同存异的异部分。九六年三月，中共更延续着九五年批判李登辉及美国分裂中国之主张，在台湾举行首届人民直接选举总统时，又发射飞弹且距台湾的基隆、高雄两港口非常近。两岸之间的冲突至此，已不单是政治性问题，且是军事问题，同时又是国际性问题.

由於两岸关系异的部分日益凸显，而中共又使用武力介入双方歧异问题的解决，使得台湾方面对於解决「一个中国」及统一问题有被强迫的意识，这种意识与两蒋时代的威权统治下的政治社会化，在现在的台湾很容易被连结起来一齐排斥。另方面，美国着眼於两岸改变现状会影响他在东亚的安全、经济利益也表示关切，在美、台有重叠的利益下，美国这股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事实上已交织在两岸关系之中。

在这样的两岸及国际背景之下，面对冲突议题台湾的思维很自然会朝下面的逻辑推演。

(1)两岸应务实地面对求同存异中异的部分，但对异的见解各有各的解读，应再求同存异。换言之，求同存异是持续的辩证过程，最终结果要看道理站在哪一边。

(2)双方应设置求同存异的机制，并对异的部分进行危机管理。

(3)机制先由互信培养起，若两岸互信足，则可不假外人双方直接进行对话、协商;如果开始时不能信任对方，可考虑借助外力，由两岸各自提出足以信任的外国担任中介。

(4)为了让这个攸关台湾前途有更深思熟虑的时间与空间，台湾现阶段应以增加战略纵深为两岸政策的指导方针，包括在两岸之间争取更多的时间.李总统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以及陈总统的五二0演说，以及国统会国统纲领，跨党派小组的设置，都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至於在国际上则是争取空间，使台湾前途问题能在更大格局思考下作决定。此外，还有历史的平衡作用，让过去两蒋时代的台湾人民思维，在对称的一段时期之内，能够对历史作一平衡性的思考。

总之，对於台湾的前途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抑或继续维持中华民国的名份，或是走向台湾与中国完全脱离政治纠葛关系，对台湾人民而言目前是处在於一个国际化与中国化、历史上一个中国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平衡桿上，中共的高分贝柔性喊话相信对台湾是有拉拔的作用，但军事威吓却有排拒效果。不论如何，相信只有在和平与稳定的两岸关系环境下，台湾人民才会作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参、中共对两岸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中国大陆人民由於思想政治建设是由共产党统一管理，因此，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较一致，对两岸冲突的认知会一面倒认为错在台湾。当然，我们相信共产党在思考这问题时，也是有一段複杂的过程，在其党内民主的决策过程中，理论上应有许多鲜为外人知道的激烈讨论才是。不过，在产出之后见诸於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者却是一个版本，因此，我们讨论起来较为单纯。

一、中共对两岸冲突议题的缘起之看法

归纳起来，中共对两岸关系冲突议题是以「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与否为主轴展开的。

按中共在二000年二月公佈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对两岸冲突的官式说法是，从九0年代初开始，李登辉总统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相继鼓吹两个政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阶段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一九九三年起，台湾开始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并在军事上大量採购先进武器，企图与美日建立某种军事同盟。

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辉总统访美，中共认为事态严重又以反分裂与反台独作为攻击台湾当局的诉求。一九九九年七月，李总统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中共认为这是要改变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基础[9].这一连串事件加上陈水扁五二0的就职演说不提「一个中国原则」，使得中共方面认为，两岸冲突议题莫此为甚。

事实上，在九0年代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九五年江八点提出之前，两岸尽管存在着冲突性政治议题，但求同存异的共认识下，仍然有九二年十一月海基、海协的事务性磋商、九三年四月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以及九五年的「江八点」与「李六条」之互动，两岸可说在异中求同。关键性的转变应是在九五年六月到九六年三月，中共使用了军事武力介入两岸关系互动之中，特别是九六年三月，中共以武力介入台湾大选，美国出动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海附近进行监控，这其实才是两岸冲突议题国际化浮上台面的原因。然而，台湾问题越是国际化，中共就越加急迫地要解决统一问题，这使得台湾人民在思考前途时，逐渐转向国际因素的考量。原本敏感但单纯化的两岸关系冲突议题至此已演变成複杂化、国际化的两岸关系冲突议题.

二、中共对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尽管九0年代后半期的两岸关系已不复上半期仍有不少作为缓和紧张的机制，但在中国大陆对两岸冲突管理提出建议者倒不少。不过，基本上，这些建议是大同小异，主要仍然是以中共中央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底限，再分为主和的思维与主战的思维[10].综合说来，中共对於两岸冲突管理的思维逻辑有下：

(1)中共应牢牢掌握解决台湾问题主动权[11];

(2)只能坚持不承诺放弃武力，才能牢牢把握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主动权[12];

(3)不能自设时间表和底限束缚自己的手脚[13];

(4)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使用武力，但武力是推进和平统一的强力槓桿[14].

这样的思维几乎是把主战和主和两端之间的思维都涵盖在内。首先，就主动权而言，在九0年代的后半期，中共一直强调着只要条件成熟，大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只要大陆确实拥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届时完全可以置西方的反应於不顾[15].其次，就冲突议题的管理，中共方面是以设定框架，辅之以军事威吓的手段，作为稳定议题质变成为北京方面无法掌握主动权的局面。在「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所提及的三个如国：如果没有台湾的独立，如果没有外国势力侵佔台湾，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久拖不决，这三个「如果」是目前中共设定的框架[16].在这框架之外的情形发生，中共即宣称被迫採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且解放军是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做到[17].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中国这种强调主动权、设定框架的思维是有越来越紧迫的趋势，香港的媒体甚至传出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提出，二00五年内台海必有一战的讯息[18].另外，具有军方背景的王在希出任国台办副主任，以及熊光楷接替曾庆红担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秘书的传闻[19]，这些象也反应出中共军方在对台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有升的趋势，中共两岸冲突性议题管理上，有倾向於引进军方的势力，升高军事吓阻的挡土墙功能，其作用一方面固然是针对台湾，另方面也突显出要对美日即所谓外国势力的介入。

肆、两岸对冲突议题管理机制之构想

随着两岸间冲突议题的持续发酵，以及现阶段双方领导人均不愿在政治性议题有所让步的情况下，两岸关系是有可能因冷淡、疏离而使敌对气氛升高。有鑑於此，两岸的有心人士提出了不少善意的建言，这些建言中有倾向於未来统一的，有独立的，有着眼於维持现状自然发展的。不论他们最终目标为何，共同点就是让目前存在於两岸之间的冲突，能够稳定地控制在和平手段解决的程度。兹就各方的构想析述如后。

一、中共对冲突议题管理机制的构想

中共基本上对两岸冲突是持开放式的思考，能够和平解决统一问题最好，但也不排军事途径。不过在现实环境中，有来自国际压力要求不能使用武力，美国兰德公司最近由五十四位专家提出给新总统的报告书中，即指出未来美国应明示反对台湾片面独立与中共主动犯台[20].另外，中国大陆现正深化经济改革及西部大开发，事实上都对中共对台使用武力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思考使用软性诉求的方式来稳住两岸冲突的扩大时，必然要在敏感性的政治议题寻求既兼顾原则又能吸引台湾的参与.今年五月中共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其主编的《中国台湾问题》一书揭示和平统一的好处，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孔立教授将它归纳为十大好处[21]，可以说是中共要主动引导台湾人民思考和平手段的新作法，但似乎并不引起台湾方面的兴趣。

不过，在今年三月北京大学李义虎教授提出的，在坚持一个主权的前提下，使两岸问题从主权层面重新转回到治权问题上，以便产生共同规划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可能[22]，这种构想在台湾是有附和的论调.按李教授观点，两岸之间所发生争执的性质的不同，会带来不同方式的争执，它们导致的结果也是不同的。他认为区分不同性质的争执目前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可使人们考虑如何降低和化解两岸之间争执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因此，他认为把目前冲突的屋顶——主权之争，先降到治权合理分配或划分，促使两岸双方共同地、负责地对待彼此之间的问题，不再被危机局势的主要因素左右两岸关系，而转向和平统一模式选择问题上[23].

当然，这种构想未能跳脱中共当局的「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之框架，是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的。但他把主权争议降低至治权的合理分配，基本上与台湾过去强调的搁置两岸主权争议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李义虎的构想虽不能接受，但至少是大陆学者中对降低两岸冲突意见中较具吸引人注意的一种.

不过，就实践的层面而言，实际上中共採取的是一种间接式的冲突管理方式，据香港媒体披露，北京已将开展与台湾各党派团体的政治性对话作为两岸主要互动模式纳入轨道。交流的重点对象是「三党一商」，即台湾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和在大陆的台商[24].这种模式基本上中共是认定台湾的在野三党不主张台独，是可以透过台湾内部政党政治的制衡机制，对民进党政府的两岸关系政策进行冲突管理。

巧合的是，在台湾内部目前陈水扁总统成立「跨党派小组」与立法院成立的「两岸因应对策小组」又呈现针锋相对的态势，前者在野党联盟杯葛不参加，后者执政的民进党立委不参加。这种巧合与中共主动设计的以「三党一商」制衡民进党政府若相挂勾，则无疑更强化了中共对两岸冲突议题管理的能力，当然，这是否是中共所料到的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台湾方面对冲突议题管理机制之构想

台湾方面对於两岸关系的看法向来就有倾向统与倾向独两种，但基本上绝大多数是希望先维持现状，再看两岸各自发展的条件决定最后的走向。不论最终目标是什么，对於两岸冲突能够加以控制，使在过渡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能够和平稳定，仍然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

在有关两岸冲突管理的构想，魏镛先生在一九九一年提出的多体系国家理论曾引起台湾方面的讨论，中共方面当时并未表肯定。按他的想法，台北方面不能否定北京对「一个中国」

原则与国家统一的前景。因此，如何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容许两岸各有事实的治权，又如何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容许双方均有各自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地位，实为未来台海两岸能否恢复积极互动的关键[25].在这些前提条件下，他提出「联锁社群」的观念，此一观念依其解释是由东西德迈向统一的经验，在两德统一前，双方民众便曾经透过贸易、文化及科技文化交流，而产生渐趋密切的关系，在双方各种社群之中，都同时有东西德人参与其中，这种社群未来在双方人口中佔的比例越大，越有利於统一。他认为，只要台海两岸交流不断透过「联锁社群」现象发展，即使政治统一一时不易，但社会、经济及文化都逐渐迈向融合[26].

魏教授的想法基本上是可以反映部分台湾人民倾向於统一者乐观的看法，也就是透过两岸交流扩大台湾与大陆社群规模，终达成统一的目标。但他对於过渡时期两岸冲突之管理的建议，包括海基、海协复谈，对大学的学籍採认等不是中共没兴趣，就是台湾不接受，因此，也只能反映部分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人士之看法，在实践的层次上，很难落实。此外，他提出的容许两岸各自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地位，以目前两岸的外交处境，这种说法理想大於实际.

绝然不同的思考的民进党观点，在前提的设定上是主张不预设立场。至於在两岸冲突管理的作法方面，陈水扁总统是以设立「跨党派小组」整合台湾朝野的意见，凝聚对两岸关系各项议题的共识，再以台湾的共识作为和中共磋商降低冲突的筹码.不过，这套机制目前在台湾内部因各党派对「跨党派小组」的功能质疑，可说尚未发挥凝聚共识机能。最近，又有人提议将李登辉总统设置的「国统会」与小组合并，其结果如何尚待观察，不过，在野党已将这种合并的发展视为朝野在两岸关系看法上的指标性议题，此一共识若能形成，相信对民进党政府要以台湾人民的共识，作为与中共磋商冲突性议题应该是有相当的助益。

除了「跨党派小组」外，在今年总统大选时民进党提出的《中国政策白皮书》，对於两岸互动机制的构想，目前也正在民进党政府的政策中逐渐被落实，包括[27]：

(1)推动双方正式协商管道，从两会体制迈向官方参与;

(2)以「第二轨道」强化双边关系，设立各种议题论坛;

(3)以WTO模式寻求两岸平等参与国际社会;

(4)两岸军事互信机制;

(5)建立「过渡对话架构」、「海峡中线和平特区」等暂时性机制。

当然，这些机制的实现，有赖於中共方面的善意回应，而中共一再提出的前提是民进党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跨党派小组」最近处理「一个中国」问题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陆委会主委蔡英文於十二月五日在侨务委员会议时指出，当前突破两岸僵局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以开放思考与态度来处理两岸问题，新政府的基本立场是：不排除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任何可能、不排除双方任何互动与交往的模式、不坚持任何的对话前提与条件、不自限於任何的意识型态[28].这项谈话被认为是陆委会近来对如何处理两岸问题最具弹性的政策谈话，其实，这也显示出民进党政府对两岸冲突管理已朝务实的方向调整。

伍、结语

总之，就两岸关系而言，冲突是难免的，但绝对是可以管理的，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两岸要达到各自设定的目标，过程绝对比目的重要，特别是东亚国家不希望这个过程会危及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两岸都应有这点认知，而转向只思考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过程中的冲突。

台湾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发展，就是受美国的援助、受国际的影响，这是事实，因此，中共要完全排除所谓的外力干涉是不切实际.其次，台湾的历史由威权统治已走向民主化，这过程中不断地在对过去当权者的两岸政策作反省，是需要时间来深思过去被严加禁止的台湾独立主张，是否可行，历史的平衡之需求也是造成台湾人民现在要维持现状，以后再决定前途的因素。第三，两岸对未来双方关系的定位目前容或有不同的表述，但在过渡时期的冲突是一定要克制的，要以尊重对方的情境来看待对方的回应。目前，台湾方面已在双方最具敏感性的「一个中国」问题做处理，「跨党派小组」提出的「三个认知、四个建议」(见附表)在台湾已逐渐受到重视，这是得来不易的成果，北京方面应认真考虑，而不应以「不三不四、玩文字游戏」方式回应[29].如果北京愿意接受这项建议，相信两岸的互动，应会从中共接受的当天起更加和谐更具善意。

三个认知

一、台湾曾经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历经一八九五年满清中国的割让与一九四九年迄今的两岸分治，台湾仍然可以是广义中国的一员.

二、二、然而，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事实上从来不曾相互隶属，中华民国在已经建立民主体制之后，改变现状必需经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同意。

三、三、人类历史的发展验証，人民是国家永远的主体，国家的目的唯在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两岸地理近便，语文近同，两岸人民可享有长远共同的利益。

四个建议

一、遵照中华民国宪法处理「一个中国」问题.

二、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能够向全世界公开保証和平处理两岸关系、充分尊重中华民国人民在当前分治状态持续下的国际尊严、恢复两岸实际事务会商，即可责成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定期持续办理徵询人民对两岸最终关系意见的立法案。

三、从速改组「国家统一委员会」为「国家发展及统一委员会」，对钜变中的世界局势以及新局势之下的两岸人民长远共同利益和两岸最终关系架构，进行深入研讨和积极筹划。

四、诚摰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和平、民主、繁荣的普世价值，舍高压取敦睦，为两岸携手共进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