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政治哲学片议

一

如果用“独自凭栏”来指喻诗人(词为诗余，故词家亦诗人)，用“无限江山”来指喻政治，那么，南唐后主李煜的长短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岂不是传达了诗人与政治之间永恒的紧张与冲突——有栏干处即有诗人，普天江山莫非王土。二十世纪最别具一格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1975)则认为，在西方，恰恰是哲人而非诗人与政治之间发生了永恒的紧张与冲突，其标志性事件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定罪——正如对耶稣的审判及定罪乃是发生于天国与尘世政治之间的永恒紧张与冲突之标志性事件[1]。

阿伦特认为，“真理与意见的对峙，无疑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最为非苏格拉底式的结论”[2]。在雅典人民及人民代表看来，专注于所谓“真理”的哲人，不仅无益、而且很可能有害于城邦的稳定与发展，因而必须受到审判与严惩。在柏拉图看来，唯有哲人了解人类的洞穴困境，因而哲人的绝对善[真理]高于城邦的暂存善[意见]。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哲人的“独自凭栏”与城邦的“无限江山”之间，其紧张与冲突已不可调和，故哲人要么如柏拉图般幻想“真理的专政”[3]，要么如亚理士多德般身处险地、立即走人。据传，亚理士多德为此沉痛地说过一句话：“雅典人不应该对哲学犯两次罪”[4]。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对话技艺与说服技艺的对峙[5]。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政客用语言去说服民众。哲人用语言来传达真理。用语言说服民众的技艺，是一种政治技艺，古希腊人又称之为“Rhetorica”，国人译为“修辞学”[6]。《易》云：“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证亚理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而非文艺学著作。“说服”或“修辞”是一种教化，是一种以暴力为后盾的非暴力政治技艺，是《尚书·洪范》中所谓治民“三德”之一的“高明柔克”。

用语言传达真理的技艺，是一种爱智的技艺(哲学的技艺)，古希腊人称之为“对话”(dialegesthai)，国人译为“辩证法”[7]。柏拉图的对话录即是一种哲学而非戏剧、更非时事剧。对于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哲人而言，走出洞穴意味着真理的敞开：太阳——绝对理念——照亮了永恒的理念世界，种种理念则是稍瞬即逝的事物和终有一死的凡人之本原。然而，哲人亦是凡人，他不得不返回洞穴世界，但他的眼睛已不能适应洞穴世界的黑暗，他的思想已不能符合洞穴世界的常识[8]。

问题是，哲人为什么不说服民众走出洞穴世界呢?阿伦特认同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哲学始于惊诧，始于他“面对整个宇宙，就像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将要再次面对”的那一瞬间[9]。作为政治最高技艺的“说服”技艺无法陈述这种具体而独特的体验，更何况大多数人拒绝承受这种惊诧，换言之，大多数人根本拒绝放弃成见、走出洞穴和承受真理。因此，真理只能限于哲人与自我、哲人与哲人(有时如庄子般寓于一些假想的人物)之间的对话。然而真理只要一落入语言的筌缔，它必然显现为政治社会中的一种“意见”，必然与多数常识性意见构成紧张与冲突。由此，再一次证明哲人别无选择，要么登基为王，要么远离政治。

阿伦特认为，理想中的城邦政治不应该存在意见与真理、说服与对话的冲突，“向我敞开其自身的世界”原是同一个世界，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因为他们在世界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10]。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应该是真理的助产士，他接生每一个公民意见中所拥有的真理，从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这是哲人参与城邦政治的唯一形式。因此，“对话并不是通过消除意见或观点来得出真理，相反，是在意见本身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上来展示这些意见。那么，哲人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城邦的统治者，而是它的‘牛虻’，他要做的不是将哲学的真理告知公民们，而是要使公民们自身更接近真理”[11]。哈贝马斯的“公共交往”理论显然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

阿伦特认为，理想城邦政治的实质是一种友情政治，从朋友的视角看世界，“应该知道，那为他们所共有的世界是如何、并且是以何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对方眼中的，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永远不平等、永远有差别的”。在真正的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看来，“只有懂得如何与己共处的人才适于与他人相处。只有自己才是人们无法分开、无法脱离、血肉相连的人”[12]。人在与“自我”——阿伦特称之为“良知”——的孤独对话中，他依然置身于、并影响着一个敞开的世界，使之变得更好或更坏，这也是政治。我不知道德里达的“友爱政治”论[13]是否源出阿伦特的理想城邦政治学，但我敢肯定阿伦特的理想政治难逃被德里达解构的命运。

然而，无论缘于亲历的史实还是知性的诚实，阿伦特心中的苏格拉底依然无法避免与城邦的冲突，换言之，哲学永远无法避免与政治、特别是与极权政治的冲突。自从苏格拉底被押上人民法庭的那一刻起，败诉的命运已无可逃避——他若采用对话的技艺、哲人的口吻为自己辩护，无异是用神性世界的真理来贬抑人性世界的常识，从而激怒法官和人民陪审员;他若采用说服的艺术、政治的腔调为自己辩护，则哲学的真理必然会降格为一种政治“意见”，从而淹没在一大堆控方“意见”之中。于是，苏格拉底宁愿一死，以表白他对哲学真理的执著和对城邦政治的服从，也不愿践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上策，不愿——哪怕是暂时——规避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二

阿伦特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随身携带真理是政治家的必备美德，抑或随时准备撒谎是政治家的正当手段[14]?谁若想恰当回答阿伦特的问题，谁就必须准备好回答更多的问题——何谓政治的本质?何谓真理的本质?寓身于政治领域的人是否比寓身于任何其他领域的人更相信，生存来自虚无并终将复归虚无，从而政治领域从来就不是真理的家园?被逐出政治领域的真理岂非比不上一条丧家之犬，如何可能显现其力量?

即使一个没有真理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依然质疑这样一句拉丁格言：宁可毁灭世界，也要实现真理[15]。已被切割成一个个民族共同体的现代世界是真理得以显现其存在的唯一舞台，舞台坍塌了，真理岂非同归于尽?也许，现代民族共同体根本上是一种想像的共同体，譬如撒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共和国就是世人想像中的一个政治-民族共同体，想像者故意或无意中忽略了这个共同体中不仅有阿拉伯人、而且有库尔德人，不仅有穆斯林、而且有基督徒，不仅有逊尼派、而且有什叶派，不仅有资产者、而且有无产者，不仅有共和国卫队、而且有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即便是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一朝被外力推翻，谎言固然无家可归，真理不也无处安身吗?更何况，现代历史难道没有向我们提示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以真理的名义打碎了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旧世界，却代之以一个令人更难忍受而不得不忍受的新世界?

阿伦特没有给出上述问题的任何答案，但她提示了：“发生于真理讲述者和公民之间的柏拉图式的冲突，无论是用那句拉丁格言，还是用任何其他更为晚近的理论——这些理论或公开地或隐含地使城邦的存在遭到危险情况下的谎言或其他不正当行为合法化——，都是不能解释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霍布斯所写：“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拥有统治权的人们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有关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做法，而受到镇压。”[16]

阿伦特采用莱布尼兹的二分法，将数学的、科学的和哲学的真理划归理性真理，以区别于事实的真理。至于“真理”的定义则不在她此刻讨论“真理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域内。阿伦特认为，事实真理即事实与事件构成了政治领域的最主要的织体，却最不为人所重视。当主权者攻击理性真理时，譬如如攻击唯心论时，它似乎越过了自己王国的边界，而当它通过谎言和假象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理时，它却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面对权力的杀戮，事实真理幸存下来的机会确实是微乎其微的;它们不仅总是处于被这个世界临时排挤的危险境地，而且很可能永远被排挤出这个世界。与人类心智产生的哪怕最异想天开的理论相比，事实和事件是无限脆弱的事物;它们发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人事领域，一旦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理性努力可以把它们带回到我们面前。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不要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如果它们的作者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将它们传给后代，那么它们在某一天被重新发现的机会也许同样微乎其微，但是与一个被遗忘的，或者更可能被谎言掩盖的重要事实被重新发现的机会相比，前者的机会可以说是无限大[17]。

阿伦特反对把柏拉图视为“高贵的谎言”之始作俑者。虽然柏拉图说过：谎言在一个医生而不是其他人的手中像医药一样是有用的，而城邦的医生就是它的统治者[18]。从历史上看，真理和政治的冲突起源于依恋“独自凭栏”的哲人生活方式和关心“无限江山”的公民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起源于真理和意见之间的冲突。阿伦特援引麦迪逊的话说：“一切政府都建立在意见之上”，如果没有那些具有相同心智者的支持，即便是最专制的统治者或独裁者也无法获得权力，更不用说维持权力了。阿伦特认为，现代世界中已很难看到真理与意见冲突的痕迹，相反，真理将显现于人与人、意见与意见的公共交往中，因此现代政治决非如其批评者所说的“点人头数”的选票政治。

问题是事实真理与政治的冲突依然存在，关于历史事实、当下事实的真理与政治的冲突依然存在。有一种意见质疑说，独立于意见与解释的事实是否真的存在，难道它们不是从一团乱麻似的历史或现实中、根据一种本身并非“事实真理”的预定原则精心挑选出来，然后被嵌入某个特定语境中才能讲述的故事吗?然而，无论何种后现代历史学都不能证明事实真理是不存在的，不能证明故意搞混事实、意见和解释之间的划界是合法的、随心所欲地浓妆淡抹历史是合法的。人们有权就毛泽东于上世纪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进行争议，但人们无权抹煞文革中大批知识人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真理。人们也许因为政治口味不同而不喜欢上述事实真理，但要在人类历史中彻底删除这些事实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一种能垄断整个人类世界的超级权力。

阿伦特认为，所有真理，包括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其陈述形式都是独断的。有人说：欧几里德是一个真正的暴君;几何学真理的原则是一种真正的暴君逻辑。主张限制绝对王权的格老秀斯以相似的口吻说：即便上帝也没有办法让二乘二不等于四。政治权力不仅要受源自和属于政治领域自身力量的限制，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而且要受源自政治领域之外的真理的限制。令主权者恼火的是，真理比任何专制者更为专横，不受人欢迎的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断然主张它们的权利，反对任何调和与妥协，而调和与妥协正是政治思考的真正标志。

事实真理令人恼火之处还在于它的冒失性(偶然性)，总是现身于人们最不想看到它的时间和地点，无情地撕破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种种迷思[314]。尽管专制的谎言和民主的表决都无法击败事实真理，但事实真理的讲述者比柏拉图笔下哲人的处境更糟。阿伦特说：“一个事实真理的讲述者，在不大可能发生的他希望为了某一具体事实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的事件中，最后得到的将是一种失败。他的行动所显明的将是他的勇敢，或者，也许是他的顽固，但是既不是他所说的东西的真，而且甚至也不是他自己的真诚。因为，一个撒谎者，特别是政治领域中的撒谎者，在爱国主义的或者一些其他类型的合法的集团偏见的可能的支配下，为什么就不能以极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