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兆国:关于三农问题的再思考

2003年最畅销的新书之一是《中国农民调查》，该书一经出版，几乎所有关心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知识分子人手一册。虽然它是一本文学作品，专业性学术性并不高，內容流于感情化，里面一些数据和评论失实，但它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中国农民调查》偏重于从政治的眼光看待现代中国农村的改革，现在，让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一农村中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2000年中国城市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为6279.98元，农民年纯收入为2253.42元。根据这些数据，许多学者估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3：1。而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若把城市居民享有的补贴算进去，城乡居民收入比例高达5：1。这就是农村存在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而这正是一些农村社会问题的根源。我们许多人只停留在表面，高呼农民增收，而极少有人进一步考虑这一点。

我们以山东省为例，2000年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659元，但达到这一平均线的农户不足40%，高达60%的农户人均纯收入在平均线以下。下面是我对各层次农村家庭的分析。

在农村中，有一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他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资金购买先进的生产工具，能够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也可以从事其他非农业的行业，如从事农村的运输业、服务业。有些人甚至进入城镇从事劳动和经营，但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他们仍属于农民行列。这些家庭一般拥有高于普通农户的年收入。

而普通家庭缺乏必要的财力，不能采用先进的机械和技术，一般只能靠天吃饭。这些家庭属于普通收入的家庭。当然，这些家庭也有劳动力进城务工以获得收入的。

还有一些家庭，他们缺乏劳动力。我们知道劳动力主要是成年男子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的因素，缺乏劳动力，就意味着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无法取得正常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的支出。这些家庭一般属于低收入群体。而且即使在收入均等的情况下，由于农户日常支出的不同，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条件差异。

根据持久性收入假说，由于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引起的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以及农村农民为养老和一些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如婚嫁、建房等)的高储蓄,农民一般保持低消费的倾向。但有两种在现阶段比较特殊的家庭群体，他们的支出较高于普通农户，造成其经济状况的拮据。一种是存在老弱病残的家庭，一种是有较高教育支出的家庭。

我们知道，由于农村养老制度的严重不健全，农民自己承担着赡养老人和养育子女的巨大负担;由于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严重不健全，农民无法享受正常的医疗卫生保障，自己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因此，那些存在老弱病残的家庭通常是特别困难的。同时，农村中子女受高等教育的农户并不占多数。以山东省平均年纯收入2659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的年纯收入为7977元，而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本科生一年所缴费用一般在6800元以上,而一年的生活费用最低在3000元以上，这样仅教育一年支出9800元以上，这已经是入不敷出，家庭还要支付日常的水电等生活费用，以及春节等节日的开支。所以，这种家庭一般是十分困难的。这两种家庭往往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

以上是关于农村中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问题的分析。由于农村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按人口同比例征收农业税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是农业税的弊端，它不仅没有给予困难家庭相应的扶持，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而且，相对于城市，农村中缺乏调节缓和社会矛盾的机制，所以，农村中的收入差距比城市中更能引发矛盾冲突。《中国农民调查》中发映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这一深层原因引起的。

二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利与弊的权衡

我国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高达1亿多，农业的无利可图以及城市的高速发展之间的巨大反差，使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农民工。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农民工的处境。

大批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从事劳务，其中很多人，他们长年工作在城市中，甚至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所以，他们从根本上已不是农民。但由于户籍制度这一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无法得到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工作和生活的待遇，得不到城市的认同。这些人的子女本应在城市接受教育，但由于城市无法提供这一条件，他们只能将子女送回农村。这些子女接受了一定教育，又回到城市，从而又开始又一个循环。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同样生存在城市中的人，无法享有同样的居住、受教育、医疗卫生等福利待遇，是如此的可笑，不可理解。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人开始反对户籍制度，而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我相信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户籍制度依然不会被废除。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分析。

上面我们分析了户籍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现在我们系统地分析一下其对经济发展的利与弊。

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种田几乎成为其收入的唯一途径。家庭为了生存，就必须拥有一个成年男子，从事农业劳动。拥有的成年男子越多，成人后分到的土地就越多，从而得到更多的农业收入。令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即他的成长、抚育等生活费用)为mc，边际收益(即他所分到的土地创造的收入)为mr，只要mc≤mr农民增加劳动力就是理性的。事实上，这个式子或许不成立，因为很可能是mc>mr.但由于农民判断能力的有限以及其主观的期望，农民往往是增加劳动力供给。这就增加了生育，增加了人口，从而扩大了粮食需求量，政府进一步努力通过行政政策加强对农民种田的控制，农民又开始增加劳动力供给，于是形成了下图所示的恶性循环。

强化驱使

农民种田

生育

增加劳动力

户籍制度

人口增加

强化对农民控制

粮食需求量增加

那么我们因此就废除户籍制度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就业形势。

就中国城镇而言，最近几年，每年大约需要为2400万人安排工作。其中包括800万的失业人员，600万的下岗人员(包括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是1400万;另外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包括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这显示了城市就业形势的紧张。况且，我们现在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普通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而农村劳动力恰恰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废除户籍制度，农村1亿多剩余劳动力中即使只有一半流向城市，也会加剧城市本来已经紧张不堪的就业局面。结果只能是增加城市失业人口。我们知道，城市居民一旦失业，就失去了所有收入来源，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只能依靠政府救济。中关村大街街头许多办假证件、发票的人都是城市失业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处境。因此，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不仅不会增加社会财富，反而加重了社会负担，造成社会混乱，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而如果使这些劳动力暂时不涌入城市，留在农村，依靠土地和农业，是可以自力更生地维持生活的。

所以，综合考虑户籍制度的利弊，在现阶段情况下，我不赞成废除户籍制度，虽然它是《中国农民调查》的主要矛头所指之一。当然，当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废止户籍制度，因为它的确违背了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巨大的社会资源，不能让其白白浪费在农村。我的折衷方案是暂时保留户籍制度，引导这些剩余劳动力，依靠中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就近就业，创造财富，增加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加大对中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财政和技术扶持，通过技术教育等手段提高这些劳动力的素质。对于农民工，国家保护其权利，保障其生活条件和福利，安置其子女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绝对不允许他们受到任何的歧视待遇。

人生来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所追求的不应是某种统计数字或者某种外在形象，而应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使每个人都能享有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的权利，无论其身处何地，无论其地位高低。这应是我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