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自由理念的历史演进

一、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由

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都是由私人创办的，直到罗马帝国后期才得到国家的某些资助。此时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尤其是创办者的“闲逸的好奇”，创办者大都来自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无需考虑基本的生存问题，他们闲下来的时间就用来考虑和钻研高深学问，当自己的考虑和钻研到了一定程度时。一方面为了传播这些高深学问，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更加深入地考虑和钻研高深学问。他们就创办了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或设施。这些机构或设施虽然很难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与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存在着极大差别，很难说与这些地区或国家近代以后出现的各种高等教育机构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些古代的学术机构或学术中心大多传授着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知识与学问，培养当时最高层次的人才，有些机构甚至属于当时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中心。古代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古代对高深学问的探究完全是出于纯学术的角度，这时的高深学问并没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社会并没有对它提出很多的限制要求。高等教育纯粹只是学者内部的事情。高等教育不关乎社会生活，当然也与政治无关。学者们无需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发展生产力等问题来研究高深知识，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只是为了发展学术，丰富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而进行研究。

2,能够参与到高等教育中来的人无论是教者还是学者，基本上都来自于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出于基本的生存压力，他们不会有这种“闲逸的好奇”。而且由于统治力量的强大，思想交流的闭塞，高等教育与被统治阶级完全隔绝开来。因而参与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成分”比较单一，相互之间没有根本的阶级利益的冲突，不存在统治阶级为了统治被统治阶级而限制所传播和探究的知识的内容的情况。在那时，人们通过探究高深知识而得出的理论并不是为了实践服务的，相反，实践是为了理论服务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只是为了在实际中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就算是有关社会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他们本身就是统治者，他们都是为维护自身的统治而说话。囿于这种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也很难跳出这个框框来讨论有关方面的问题。由于他们单一的政治成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任何学术领域进行探讨。古代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们有钱也有闲来探究高深知识，他们也有权力去住他国或邀请他国学者进行或接受高等教育，因而古代的高等教育也是国际性的，高等教育并不存在国界，高等教育所涉及的内容是单纯地以学术范围为界限，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的界限。出于这种单一的政治背景和单一的目的，政治当局不会对之作出限制，而社会的其他力量又没有能力对之作出限制。所以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有着极大的自治权。

因而，古代的高等教育有着最大程度的自由，自由就掌握在每一个高等教育参与者的手中。

二、中世纪大学的自由

到中世纪，出现了被众多教育史家称为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源头的中世纪大学。此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仅从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原因就可以看到高等教育自由程度的降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并非是出于单纯的学术目的。

公元10世纪至公元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随着封建制度在西欧的广泛建立，西欧社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处于社会低层的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与城市贵族等世俗势力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新兴社会力量不仅要求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而且迫切要求接受教育的权利，希望能够在教育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培养符合自己利益的各种人才，随着世俗势力不断扩大，古代高层统治阶级独占高等教育，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受到挑战。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们都要求接受高等教育，要求高等教育为自己服务。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满足了人们的这些要求。中世纪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不再有着如此共同的政治背景，他们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已不再是统一的纯正的统治阶级的“血统”，自由也就不会完全地被掌握在每一个参与者手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不再仅仅是从学术角度出发，其中掺杂进了一些世俗价值观。

首先，从创办者的角度来说：中世纪大学的创办者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到了中世纪，财富不像古代社会那样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有实力办教育的人增多。而且由于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多，像古代那种靠私人创办的小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难以满足井承受如此大的需要，而高等教育也可以作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有力武器，所以社会上有实力又有一定权力的阶层比如教会创办了高等教育机构。而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要求。为了笼络人心，也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们并不是只招收本阶级成员，他们还吸收一些外来力量。对外来力量他们要采取一些手段对之进行同化，最重要的呈在课程内容上进行限制，比如教会创办的大学的课程中神学就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对世俗知识加以限制甚至是打击。不仅如此，对教育者也有要求;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多数情况下创办者，教育者同为一人。中世纪大学中教育对象范围扩大，人数增多，一个人难以应付。同时，由于社会的进步，国际间的交流增多，为了吸收外来优秀思想文化以促进自身的进步，有时也需要吸收外来的教育力量。当然，对这些外来的教育力量他们也会做出一定的限制。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学术范围也就被人为地限定了。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都受到了控制，那么它原来完全由学者掌握的行政管理上的自治也绝大部分地落到创办者手中。

其次，从受教育者角度来看：受教育者由于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也不一样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纯粹的学术目的。来自高层统治阶级的学者由于有其他与自己势力相当的阶级存在，他们需要充实自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低层阶级的学者为了进入上一层社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财富而接受教育。而当他们一旦达到自己的世俗目的后，就很可能会放弃学术研究。这也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

再次，从最高权力拥有者角度来看：虽然所有创办者无论来自哪个利益集团，都是代表上层社会的力量，但他们毕竟来自不同的利益集中，并且有一部分并非直接为最高权力拥有者服务。因此他们创办大学要征得最高权力拥有者的同意。最高权力拥有者会对学术范围做出限定，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思想是一定不能在教育内容中出现的;所培养的人才也必须是能为他的统治做出贡献，至少不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另外，最高权力拥有者也从行政管理上对之进行监控。比如以各种理由派驻“自己人”对大学进行视察。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世纪初期，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被瓦解，封建王权的势力逐渐成长起来。中世纪大学在王权与教会、世俗与神学、市民与城市贵族等诸多矛盾夹缝中取得了较大的自由。—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了封建王权的优势地位巩固下来，宗教势力日渐衰退。现在的封建王权有时间也有能力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专制已经能够为其控制大学提供保证。从16世纪开始，大学拥有的许多特权实际上逐渐被所在国的国王或君主剥夺。这样，在权力领域，由于政府更加有力，所以大学早期拥有的特权开始丧失;而在精神领域，教会坚守着它最后一块领地，对大学实施严格的控制，最终导致了大学的僵化和衰落。

最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还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某种机构整理、研究和传授高深世俗学问、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这也就是说，对高深学问的探究并不再只是出于“闲逸的好奇”了，社会对它提出了要求，因而它也就要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社会又给高等教育加上了一道枷锁，如果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过于脱离社会现实，如果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能为社会所用，那高等教育必将遭到社会的抛弃。

由此，社会的各个阶层带着各自的世俗利益催生了中世纪大学，社会各个阶层都付它寄予了厚望。人们对它的期望越高，对它的要求也就越多，随着高等教育勺社会各个方面、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的自由也就越来越少。

三、“洪堡时代”至今的高等教育的自由

19世纪初洪堡的近代大学理念将高等教育的自由理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洪堡在《柏林高等学术设施的内部与外部组织理念》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办学方针和理念。洪堡提出的近代德国大学办学理念可以具体表现为“通过学习和研究客观纯粹科学或学问实现主观教养”，“孤独和自由”是实现这一理念的前提条件，“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是基本办学原则，通过哲学具体和个别的学科是实现其办学目标的有效途径。

洪堡的这一教育理念对高等教育的自由理念作了一个明了的诠释。洪堡强调，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与主观的教养相结合”。也就是说，新型大学应该是保证学生通过探索纯粹的客观学问获得教养的机构。他把“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作为新大学的最高目标。他所追求的是对知识的理性的、客观的应用，人们对知识的应用不应该带有任何世俗的、利欲的目的，只能用以增强自身的“教养”。大学的目的不应该是职业化和实用化的，应该以“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作为新大学的最高目标。高等教育以“纯粹知识”为内容，也以“纯粹知识”为目标。在这个“纯粹知识”的王国里，人们只为了发展“纯粹知识”而接受高等教育，设有其他任何负担，“纯粹知识”及人都会得到“自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