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与论的思考

史与论的问题，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来，冲破禁区，砸烂藩篱，史学家独立思考，敢想敢说，史学界呈现出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我们都应当爱护并珍惜之。当前我感到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史与论的问题应该重新深入地展开讨论。只有这一问题讨论清楚了，才能使史学家进一步地解放思想，并从新的视角去观察旧的史料，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结论。

一历史的回顾

解放初期。此时的史学界存在着一种“重史轻论”的倾向。史，即历史资料，简称史料;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不少史学家沉醉于浩瀚史料的开掘与爬梳之中，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却不感兴趣。针对这一情况，史学界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有益的批判。这一批判，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从而也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以论带史”的口号甚嚣尘上。所谓“以论带史”，其实就是“以论代史”。因为从实践看，当时所发表的论著，就是用历史事实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证、作注。

关于“以论带史”，李时岳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史’贴上‘论’的标签，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处理，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史’作进一步的研究。‘论’既是出发点，又是终结。这样‘带动’的结果，自然只能是‘代替’。‘以论带史’在实践中表现为‘以论代史’是势所必然的。”[李时岳：《回顾解放以来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斗争》]这个分析是十分中肯的。这一漂亮的口号给史学界造成了沉重的灾难。60年代初期。作为“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口号的反动，在此时提出了“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一口号所强调的是，研究历史问题，必须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论”不是研究的起点，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从这点看，这一口号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但它也有其不足。李时岳先生指出：“作为指导性的口号，‘论从史出’有其潜在的弱点，这个口号鲜明地表述了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没有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史与论的辨证关系。”“由‘论从史出’所派生的‘先史后论’的口号，便把原来潜在的弱点暴露出来、突出出来了。

如果说，一切结论都产生在研究的后头，这是对的;但如果说，在研究的时候不需要理论的指导，这就错了。”[同上]实践证明，研究历史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或一事无成，或误入歧途。文革时期。戚本禹之流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宰割和剪裁的东西，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影射史学把‘以论带史’的肿瘤发展成为致命的癌症，葬送了历史科学。”[同上]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史学园地姹紫嫣红，百花争艳。史学界的繁荣景象是与其遵循的口号紧密相关的。这一时期史学界遵循的口号是“史论结合”。对这一口号，史学家似无疑义。何谓“史论结合”?李时岳先生作出了经典阐释：“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检验、充实、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同上]这一阐释是准确的、全面的和辨证的，因而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那么，我们在实行这一口号时，是否全无问题了呢?也不是。依我不成熟的看法，问题仍然存在，有的还很严重，个别的似乎已成痼疾。

二存在的问题

我所说的问题，不是口号本身的问题。口号本身无问题。而是在实施口号的过程中存在问题。我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如何看待、选择、运用史料就存在问题。这里我首先要申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太平天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对此，我是完全赞同，也是身体力行的。同时，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也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应该对于新鲜、丰富、复杂、多变的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给予历史的辨证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是令人信服的。可是，我们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在运用史料上却往往采取了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作法。

大体有以下3种情况。

[一]视而不见法。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省力的方法。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故太平天国就应该予以肯定。既然应该肯定，那么历史资料中所有不利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记载就都应一律舍弃。舍弃的理由很简单。由于所有的记载都是知识分子作的，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不利于太平天国的记载当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诬蔑，舍弃它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的“序言”说：“太平天国革命的当时或稍后，记载太平天国革命事迹的书籍很多，我们收录了55种。在这55种里边，也可以说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类资料里边，不诬蔑太平天国者只有《镜山野史》一种……其他各种书籍都出于反动地主阶级之手，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尽力诬蔑。”“这50多种出于地主阶级之手的资料，我们一字不改，都保存着原型。这些记载是歪曲史实的。”[《太平天国》丛刊一]

关于视而不见法，我只举一例加以说明。太平军在军纪松弛或极端困难时，也有过抢劫行为。他们自称为“打先锋”。《贼情汇纂》说：“贼讳虏劫之名，曰‘打先锋’。”“打先锋”在以上55种书籍中很多都有记载。如《遭乱纪略》说：“时匪已据丹阳，常雇附近农夫，向山北虏掠，夜半至名为‘出黑队’，清晨至名为‘打先锋’。吾村向来贸易者多，力田者少。耕田凿井，全仗丹阳农夫作雇工。故村之虚实，工所素知。工指身村为殷实，故往来搜索甚于邻村。或一月一次，或一月数次。不问衣粮什物家伙，匪取十之三，夫取十之七。十室九空，囊括殆尽，得利则满载而归，失利则焚烧屋宇。故[咸丰]十一年往来百有余次，焚毁千有余间。村中光景，破碎不堪。”这是一位知识分子记载的他所在的村庄所遭受的掳掠的情况。打先锋的记载不是个别的。即使上举“不诬蔑太平天国”的《镜山野史》亦称：“又看粤王[指洪秀全]声势，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不过争地杀人盈野，争城杀人盈城。呈一时之强悍，乱我清代之疆场。”可见，此君也是不满太平天国的。掳掠是太平天国后勤补给手段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应该采取视而不见的不承认主义，而一律把它们视为反动地主阶级的造谣诬蔑。我们应该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并给予历史唯物论的阐释。然而，在现行的太平天国的有关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打先锋”的论述。一般的都是避而不谈。我认为，这是关于史与论的关系的一个误区。

[二]无限拔高法。对于拜上帝教的评价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拜上帝教是洪秀全独创的宗教。这个宗教在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作用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不可否认，它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主导的一面。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它也有落后性的一面，且是不应忽视的一面。但在前一时期，我们对其革命性的一面，评价过高，有拔高之嫌。而对其落后性的一面，则语焉不详。我们的潜意识里，仍然是害怕有人认为我们对农民起义不恭。其实，农民起义就是农民起义，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它必然刻印着那个时代固有的烙印，否则就是怪事了。我们不能把农民起义类比为无产阶级革命。我这样说，有人会反唇相讥：“谁这样类比了?”我可以正面回答：“我就是其中之一，你也在劫难逃。”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

我现在认为拜上帝教其实就是一个非正统的宗教，而不是正教。它只承认独一真神皇上帝，而斥其他偶像为邪神。《十款天条》称：“第一条，崇拜皇上帝;第二条，不好拜邪神。”既如此，便对其他一切宗教，如儒、释、道等，都采取一律打倒的方针。这样就造成了在中国的长江南北，甚至黄河以北，对儒、释、道的文物古迹及古代典籍的灾难性的巨大破坏。这个破坏的程度，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文物古迹和古代典籍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而太平天国革命的破坏，请注意，则是由于崇信拜上帝教造成的。道观、佛寺、学堂、书楼、戏台等，集古代宗教、建筑、雕塑、神话、民俗、绘画、典藏于一体，是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而太平军所到之处，悉行焚毁。这种恶行，在当时便遭到了人们的普遍反对。此其一。正由于强迫人们崇信这个莫名其妙的宗教，同时还要发放天条书“人各一本”，“朝夕诵读”，“如入教期逾21日，犹不能熟记者，斩首”。此外，还要作礼拜，听讲道理。此其二。这一切的一切，都完全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必然遭致人们的厌弃。拜上帝教的所作所为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必然要唾弃它。总之，我认为，是拜上帝教这个宗教葬送了太平天国革命。可以这样说，兴也拜上帝教，亡也拜上帝教。无限拔高，也是史与论关系的一个误区。

[三]曲意美化法。历史事实本来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为了符合某种理念的需要，便有意无意地对史实加以曲解，如果关涉农民起义，则往往是给予美化。如罗尔纲先生撰《太平天国的妇女》一文，内有“妇女参加劳动”一节称：“妇女的足解放了，她们就去参加各种劳动。她们的劳动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集体劳动。”“中国封建社会要把妇女们关在家中，太平天国却把她们解放出来，解放缠足，参加社会劳动。”在这里，罗尔纲先生认为，当时妇女参加的“负煤、荷砖、运土、开沟、浚濠、送竹签子、割麦子、割稻等工作”，都是对妇女的一种“解放”。其实历来劳动有两种，一种是自觉劳动，一种是被迫劳动。被人看管着的无人身自由且无任何报酬的劳动，实质是奴隶劳动。而太平天国妇女所从事的劳动，正是这种奴隶劳动。

罗老引用了《贼情汇纂》上的一段话：“其善女红者分入锈锦营，置指挥以下官领之。馀悉令解足，任荷砖、开沟、浚濠、运土诸役，俱立官以督工。”这段话后面还有话，只是引者没有往下引。这就造成了对原文的阉割，从而，也达到了引者引用此文的目的。下面的原文是：“俱立官以督工。不中程者，鞭挞随之。其显秩悉授广西妇女，次则湖南湖北，期间需索刑迫，千态万状。自癸丑五月后，每人给米四两，惟许食粥，违者立斩。其总制、军帅诸伪官复从而减克之，妇女不堪其苦，前后死者无数。”每人每天给米四两，当官的还要克扣，只喝粥也不够，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完不成任务，就要遭受鞭挞，甚至“立斩”。这那里是什么解放，这分明是一种奴役。这些妇女所遭受的是猪狗不如的非人的奴隶待遇。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可是，我们的历史学者竟然不顾历史真相，而只从某种绝对的理念出发，对历史资料随意取舍，并由此得出了先入为主的结论。罗老可能认为此书的作者张德坚是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上述说法是地主阶级分子的诬蔑。但是，《贼情汇纂》一书，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之一。

除个别之处外，其所述多为信史。此其一。

其二，在有关太平天国的记述中，妇女被迫劳动的笔墨亦有多处，并不是孤证。我认为，其记载是可信的。罗老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权威，著述等身。也许太热爱太平天国了，因此在某些点上就评价过高了。在那个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此提出曲意美化的问题，不是要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我的目的在于，我们历史学者应该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给予辨证唯物论的解释，不能断章取义，随意为之。其实，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太平天国的失误大于成功。建立姊妹馆这个大胆尝试，打破社会赖以生存的细胞——家庭，强迫人们集中起来，过一种类似于集中营式的生活。妇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奴隶的。这一举动，大大地脱离了人民。太平天国的失败亦与此密切相关。三，解决的方法别无他法，还是要坚持“史论结合”。

[一]加强理论学习。就是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我们要掌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不是某些现成的条条框框。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现成的条条框框作注、作解，不是的。而是为了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给予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阐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一点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是鲜活的理论，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研究历史，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走进死胡同。只有真正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走出研究的误区。

[二]要有理论勇气。有时对某些历史事实，不是没有看到，而是缺乏理论勇气。现在有了非常好的学术研究的社会氛围。我们必须打破自己头脑里多年形成的尚没有意识到的禁区，鼓起理论勇气，调动理论思维，更加深入地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

[三]尊重历史事实。正视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事实，深思历史事实，而不是轻视历史事实，阉割历史事实，曲解历史事实。我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但在某些方面却不是这样作的。有的时候，某些先验的理念作为某种定式深入骨髓，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拿太平天国来说，我们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太平军想象成了人民解放军，甚至有时下意识地把太平天国比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太平军就被美化成了如人民解放军般的秋毫无犯的军纪严明的军队，太平天国就被描绘成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似的人间天堂。这怎么可能呢?其实，翻开史册，太平天国的不尽如人意的历史现象触目皆是。我们既不应该视而不见，也不应该无限拔高，更不应该曲意美化。而应该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四]运用考证方法。对于某些历史资料既不能轻易相信，也不能轻率否定，而应慎重对待。这时考证的方法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还是要学习一点考证方法，以免随意为之。

[五]实施辩证思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慎重辨析，仔细考量，再上升到关于该问题的理论。然后，再用此理论去检验有关的历史事实，看其是否合乎历史实际。这样多次反复，实施真正的辩证思维，就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