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如何影响FDI进入模式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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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外资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必须进行的核心决策,且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其中针对文化差异因素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对国内外关于文化差异如何影响FDI进入模式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国际上的研究各执一词并均有实证作为支持,而国内的研究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越大越会导致FDI采用合资形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对企业和国家的发展也将产生愈加重要的作用。而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是外资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进行的核心决策,对跨国经营的成败产生直接的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同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市场因素,公司规模,跨国经营经验,行业资金密集度等等。其中,国内学者对文化因素的研究还比较少,而西方学术界对此也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而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文化渊源,这些差异对中国招商引资将会产生不同影响,值得我们重视。而近年来,外资的进入模式由合资方式向独资方式过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又是由什么原因导致,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因而笔者试图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差异会如何影响FDI进入模式(主要在合资与独资的选择上)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综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导致合资形式

1.Johanson和Vahhe(1977、1990)[7]

该文通过对几家瑞典跨国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进入国外市场时的模式选择往往受到“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的影响,心理距离阻隔了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得跨国公司发现向东道国子企业传递技术和管理经验变得困难。此外,由于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使跨国公司的经理们往往低估海外投资的价值。为了避免海外经营失败,跨国公司通常会采取谨慎性的投资策略,降低在东道国投入资源的强度和控制度,比如寻求与东道国企业进行合作,利用东道国企业与政府、供应商、消费者的良好关系来开拓当地市场。

2.Anderson和coughlan(1987)[2]

该文指出跨国公司在文化差异大的国家投资,获得当地知识非常困难,因此偏好于合资经营方式。在文化差异大的国家投资,还会因为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的风险,跨国公司倾向于利用合资形式以规避风险。该文考察了日本和东南亚市场发现当美国跨国公司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日本和东南亚市场时,多数选择了合资方式。

3.Kogut和Singh(1988)[8]

该文发现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是管理者在东道国经营中对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在心理距离大的国家投资,管理者认为外部的风险大,在投资时要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承诺水平,倾向于合资方式;该文通过对228项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文化差异与选择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导致独资形式

1.母国中心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文化上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的经理们不信任东道国的合作方,他们宁愿采取高控制的进入模式,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BivensandLovell,1966)[3]。

2.交易成本理论

持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文化差异增加了低控制模式下的内部不确定性,产生了高额的交易成本,如增加与合作方信息交流的成本、控制合作方的成本、监督合作方的成本,此时采取集中化的决策程序和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来规避交易成本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其中也不乏实证证明:

(1)Padmanabhan和cho(1996)[9]分析了文化差异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在文化差异越大的东道国,日本制造业企业选择独资方式的可能性越大。

(2)Erramilli等(1997)[5]对韩国跨国企业的研究表明,高文化距离与高股权进入方式正相关。

(3)Anand和Delios(1997)[1]的研究也发现,与进入亚洲市场相比,在进入北美和西欧国家市场时,日本企业更愿意采取独资进入模式。

(三)文化差异与FDI进入模式无直接关系

Brouthers(20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模式选择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三、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文化解释

潘镇、鲁明泓《世界经济》[10]

该文以1990一2000年间江苏省3452家外资企业为样本,分析了投资国文化、投资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控制性权力偏好型和风险喜好型国家的外资偏爱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那些本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越大的国家,外资越有可能采取合资方式来规避跨国经营中的风险;另外,随着合作的扩大和延展,中国吸引外资经验的丰富降低了外资进入后的经营风险,从而促使它们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进入模式。

该文的发现说明,对于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而言,文化差异既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文化背景不同固然使得跨国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并使它们在选择进入模式时表现出谨慎的控制观和风险观;但随着东道国经营环境的优化和改善,文化差异将表现出其动态的特征,即国外投资者所受到的文化差异困扰将会越来越小,由此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会产生变化。

(二)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周凌霄《亚太经济》[11]

该文将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中的收购模式亦纳入讨论范围。表明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距较小时,新建投资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可以最大化公司特有优势。相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距较大时,则应该采取收购方式来减少风险。

文章也列举了学术界关于持股比例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但并未表明自己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时更希望增加在子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其理由是文化差异越大,在对投资进行组合管理时会增加公司的交易与经营成本并加大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风险。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文化上的巨大差距使跨国公司在进入时选择更大的控制权。Pan(1996)通过对中国外资企业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越大,外国投资者越有可能要求在合资企业中拥有50%或者是更多的股份。

另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出于风险的考虑会减少自己的股权比例。在文化差距大的东道国市场中放松对子公司的控制可以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交换成本的一种手段。Brouthers(2003)在对西欧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在进入文化差异较大的中东欧国家时更愿意选择合资经营方式而不是全资子公司。

(三)文化差异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倾向

王俊《国际贸易问题》[12]

该文从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这两个方面来界定文化差异,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对其进入模式的影响。

根据Hofstede(1980)[6]提出的用各国的权力距离指数(PDI)、个人主义指数(IDV)、男权主义指数(MAS)、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AI)4个维度的变量来表征各国的文化距离;采用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不确定规避指数之差(UAID)作为心理距离的替代变量。

以2004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排名前500名的企业为样本,以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为解释变量,建立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其在华投资越倾向于合资经营,而跨国公司母国与我国的心理距离越大,其在华投资越倾向于独资经营。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独资化倾向日益增强,恰好反映了外商对我国经济的良好预期,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降低了跨国公司投资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外部环境下选择独资方式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同时,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还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在华经营若干年后,合资企业内部的冲突逐渐扩大,合资经营的交易成本迅速上升。因此,跨国公司扩大合资经营中的股份或直接变更为独资经营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四、综合评析

总而言之,国际上对文化差异如何影响FDI进入模式的研究各执一词:对文化差异与采用合资形式的关系的讨论既有支持正向的也有支持反向的,同时也存在根本没有关系的论点,且均各有数据实证作为支持。而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时,通常认为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越大,越倾向采取合资形式,而实证研究亦证明了这点。对于目前我国FDI由合资转向独资的趋势,多数学者认为是有据可依的,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降低了跨国公司投资的不确定性,经营环境的优化和改善使国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预期变的更好。

对于上述研究需要做出说明的是:在衡量各国文化差异时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是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Hofstede指标。那是Hofstede根据1967一1978年对116000名IBM雇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提出的4个刻画各国文化的维度:a.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反映一国管理者对权力的态度。来自权力距离高国家的经理,在组织中往往以领导人自居,善于控制下属,喜欢获得较大的权力;b.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反映一国管理者与人合作的态度。来自个人主义色彩强烈国家的经理,比较关心个人利益,相信成功来源于自我的奋斗;c.不确定性的避免(uncertainlyavoidance)反映一国管理者对待和处理不确定环境的态度。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规避的,通常会采用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来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d.男性主义(masculinity)反映一国管理者对社会中男性角色的态度。如果一个国家中的男性居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只负责和处理一些支持性的社会活动时,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男性主义国家。

然而也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上述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研究还是有所缺憾的,因为Hofstede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中国的文化分值,他们的著作是取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化维度值的平均值近似地代表祖国大陆的文化维度值的,在模型回归中,来源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值为各国文化纬度值与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化纬度分值的平均值之差的绝对数,这对检验结果的精确性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我们能对中国整体文化作一个调查评估,得出数值,将对此项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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