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讽刺漫画的转向

[摘要]抗战发生后，一批国统区漫画家来到延安，他们在热情歌颂抗战主题的同时，也用讽刺漫画作武器，批评延安的一些消极现象。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党中央对漫画的指导，使延安漫画家实现了和艺术的转变，并使延安讽刺漫画的风格发生了转变。

[关键词]讽刺漫画;延安整风;文艺精神

抗战开始不久，由于国民党专制政策的日益强化[1]226，国统区漫画家越来越多地奔向延安。据统计，1938年5月到8月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有2288人[2]，几年间，人数达到40000[3]。张谔、蔡若虹、张仃、胡考、华君武等漫画界名流也都在这一时期到达红色圣地延安。这些文艺家来到延安后，感受到那里的氛围：“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延安的天地确实不一样”[4]106，精神上极为满足快乐[5]。知识分子讴歌延安，把它想象成“母亲”、“家”。

1938年6月，“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全国漫画作者协会”成立，重申要进一步发扬“左翼美联”的优良传统，紧扣抗日使命，参加广大的群众团体，开展统一战线的美术运动[6]576，这给延安美术界带来极大的影响。1939年2月和10月，延安美术协会和漫画研究会相继成立。1941年8月3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发表全国通电，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声讨，要求文艺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揭露抗战中的许多现实的真理，告诉人们在战斗中应该循取的光明的道路[6]469-470，呼吁“言论自由”，“保障人权”[6]475-476。文艺界的这些活动，激发了美术家们的社会责任感。

一

来到延安的漫画家们大多数在鲁迅艺术院(简称“鲁艺”)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1938年4月鲁艺成立后，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沙可夫提倡自由创作的文艺发展思路。在鲁艺成立1周年大会上，边区部长李维汉从培养革命文艺先锋堡垒[7]2的角度批评了鲁艺的“右”倾错误，但是他不主张对文艺进行过分的政治干涉。他指出“要求艺术直接服从于政治、把政治的口号放进艺术作品中、文艺作品成为简单的宣传品、革命的艺术家成为职业革命家、艺术工作者直接做罢工的领袖和工人的组织者”等做法都是不对的，强调要明白艺术与政治的不同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8]。在鲁艺早期的艺术自由环境下，艺术家爆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张谔、蔡若虹、华君武、张仃、朱吾石、陈叔亮、施展、亦光、郭钧、许群等人，在《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和《前线画报》上刊载了一系列漫画作品。他们还以墙报、展览会等形式创办了各种主题的作品展[9]。

这时期的作品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揭发国民党势力消极抗日的行为

1938年到1942年是国共合作时期，督促国民党积极抗日成为延安宣传思想的主题。例如《顽固分子制造反共摩擦，实际帮助敌寇汉奸汪派》、《逆流》、《我正在后退，为什么你倒前进呢?可恶的统一破坏者》等作品，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行径;《前方将士要军粮》、《救国公粮》等作品揭发了国民党有意拖延、克扣军粮，支持抗战不力的情况;《中山先生的信徒们》、《两个鸦片烟鬼》等作品，揭露国民党内部系统的腐败现象。延安社会各界给予这些作品极高的评价。

(二)展示根据地军民朝气蓬勃的生活场景

延安的抗战、生产和生活漫画表现了延安的光明天地和万众一心的抗日激情。漫画《抗日热情在陕北延安》、《儿童抗战连续漫画》、《敌人不得不要求投降》等作品，反映了根据地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生产归来》、《卸货》、《剪羊毛》、《八路军在休息的时候》等作品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一边抗战、一边生产的情形。《新中国的基石》、《第二战场》等漫画作品也都有力地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

(三)揭露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罪行

当时还有一部分作品着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漫画《三个寡妇》揭示了法西斯侵略势力“速战速决”图谋破产的必然性。《威尼斯之日》尖刻地讽刺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谄媚。《望远镜里的莫斯科》描绘了两个强盗从俄罗斯冰雪原野中落荒而逃的狼狈情景。

(四)批评延安不良的社会现象

漫画中一些批评延安不良社会现象的作品，如《吃面条》、《边区保育院幼稚园的生活》、《镜子》等。《吃面条》讽刺了延安用餐秩序混乱的现象，作品登出后影响很大。尽管漫画展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威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但其社会功效得到了很好的体现[4]107，[9]446。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创办墙报《轻骑队》，刊登篇幅不长的杂文、随笔等对延安某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的作品。墙报贴出后，前往观看的人很多，在延安影响很大。1941年底，延安文艺界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展开了关于争取文艺创作自由和“暴露黑暗”的论战。多数文艺作家主张“政治家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10]。文艺界自由创作的实践和论争，鼓舞了“左翼美术”思潮浸染下的漫画家大胆地表达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勇气[11]，他们决定配合延安整风运动，把见到的“等级制度、创作限制，政治家和艺术家的主属关系”[10]等问题用画笔描述出来。

二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协在军人俱乐部举行讽刺画展，共展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等3位漫画家的作品70余帧。展出作品主题涉及延安生活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不良恋爱、不遵守时间、官僚作风、干部生活[12]等方面的消极现象。许多干部、官兵、老百姓前往参观，总人次达4000人[13]319。由于拥挤，美协决定将画展移至作家俱乐部、南门外等地展览[13]318，画展一直持续到2月21日。由于漫画特有的辛辣、讽刺功能，展览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比如，《娜拉又回到家庭》描写一个离开家庭，奔向革命的女子，又重新回到家庭照顾小孩，一方面批评女性在革命中表现不积极，另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在革命运动中意义的反思[14]111;《摩登装饰》讽刺那些只把马列主义作为装饰品的干部[1]28;《爱神坐飞机》指责各种持不良恋爱态度的女青年;《一个科长就嫁了么》批评当时延安的部分女性喜欢找首长结婚的现象[4]108;《请批了再走》、《科长会客》对官僚主义给以尖锐的讽刺[13]319;《两种衣服的吵架》讽刺某些干部之间争地位、摆官架子的现象[1]28;《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散会的队伍》、《主席台以外》、《群众大会》、《大会延迟三小时》等作品源自于延安的政治生活，批评了党内干部时间观念不强，目无组织纪律的现象。

艺术家们认为这次画展是他们实践文化“启蒙”或“文化大众”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对毛泽东发出的整风号召的积极响应。但观看漫画展览后，观众反映异常强烈。一般民众对漫画家展示延安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深表赞同，甚至认为展出的作品远远不够反映社会弊病的全部内容[13]319。他们列举了许多不良现象与具体故事，要求画家画出来展览以教育大家[12]。而被讽刺漫画威力“刺中要害”的部分干部群众则反应十分强烈[1]29：有的人当着别人不好意思承认，只好把它看做是针对别人的，与自己毫无关系[13]318-319;有的干部则大为火光，认为这些作品是“夸大的讽刺”、不注意政治影响[15]。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林彪等人都前往观看，康生也临时被通知过来，当时毛泽东郑重其事地对华君武说，“漫画是要发展的”[16]，[17]159。

画展的举行在延安各界引发了激烈争论。有热烈赞扬的，也有大加抨击的。赞扬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在延安的新社会中残留着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现象，作为革命者更应该注重自身的检讨和改进，否则就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14]118-119。作为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应该“永远仇视不协调的事物”，“暴露他们的丑态”。讽刺犹如医生的手术刀，是治病的工具，只有用这柄利刀把新社会存在的“毒瘤”切除掉，新社会的革命事业才能更加进步和发展[18]。他们提倡美术方面要注重写实主义，把文艺的使命重新定位为“暴露黑暗”，披露一切不正之风。抨击者则认为，尽管“暴露黑暗”是文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这种风格的文艺作品在延安是不该存在的。任何的讽刺、批评都应无条件地服从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即使像揭发贪污这一类的问题，也存在着“量”与“质”的区别，不能像理解国民党政权下的贪官那样理解延安新社会的问题[19]625-626。他们强调，漫画的本质与其说是讽刺，倒不如说是幽默，漫画的作用仅在于制造幽默的效果，漫画作家应该像画斯大林的大烟斗，萧伯纳的长睫毛、大皮鞋那样去诠释漫画的内涵[14]204-205。他们把讽刺漫画家贬骂为“残酷的玩赏家”、“穿了医生外套的刽子手”[20]。

三

在整顿三风的政治背景下，《轻骑队》、《矢与的》、《西北风》、《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讽刺画展”等“文艺事件”对延安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这些批判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21]229，像王实味那样主张暴露黑暗的人，不仅是思想上的敌人，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化装的托派”[22]281。贺龙对文艺界“暴露黑暗”的风气十分不满与愤怒，他强调延安文艺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暴露黑暗”的做法只会给军队带来失望和反感，“如果延安真是这样黑暗，那么我就要班师回朝了”[23]。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会议，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一致决定要解决文艺的发展方向问题[21]224-228。4月3日，中宣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7]34。毛泽东还邀请鲁艺的部分文艺作家到杨家岭听取并交换关于延安文艺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进鲁艺整风运动的开展[22]179-180。

1942年4月3日，鲁艺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三阶段进行。首先开展整风大讨论，鼓励组织各种派别展开争论。6月中旬到8月下旬，鲁艺卷入整风大讨论的风暴中，“各部门、处室都在讨论，讨论会一个接一个，从太阳出来开到月牙挂树梢，从月亮出来到东方泛白，无止无休”[22]181-182。讨论的焦点是左翼十年的新教条及资产阶级对艺术的影响、艺术的作用及意义、文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作品艺术性与革命性兼顾[22]181等问题。第二步是进行自我无情的批判。7月3日，胡乔木到鲁艺进行指导，对鲁艺整风力度不够给予严厉批评[24]。7月28日到31日，美术系举行空前规模的大型讨论会。漫画作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有的人对自我进行完全的否定，把自己丑化为“半人半马的怪物”、稻草人等[22]281。第三步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个人全面反省”，写“反省笔记”，组织整风考试。

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和文艺界的论争，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文艺界约有100人参加，其中30多人是鲁艺的教师和干部[25]72，美术系的蔡若虹、华君武等人列席会议。在5月2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建设好两支军队(“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的总目标。他对文艺界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人性论”、“人性之爱”、“文艺无功利”等论调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驳斥，指出文艺批评要注意对敌人和对人民内部的不同，必须禁止讽刺的乱用。人民大众有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说话。革命文艺作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不能是人民大众，否则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26]871-872。朱德强调，文艺作家必须无条件地转变自己的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就是要歌颂”[25]74，“文艺作家的思想，不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3]262，[4]321-323。

在5月23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做总结，具体规定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根本标准，涉及文艺作品评价标准、服务对象、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几个方面。第一，评价文艺的标准有两个，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指出任何社会、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摆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摆在第二位。革命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动机，要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观点的作品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中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功德的，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是不需要的”[26]873。第二，文艺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工农兵大众，毛泽东把文艺服务对象归结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指出，无论高级、初级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使人民群众得到利益，才是好的东西”[26]864-865。“人民”是指占总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26]855。

尤其要注意满足革命干部的文化需要，因为“为干部也就是为群众，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指导群众”。他强调指出，“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26]863-864。第三，来到延安新社会的知识分子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适时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严肃地批评了从上海等地奔赴延安的一批知识分子没有学会用新眼光看新事物，“顽强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主张，要求人民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这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6]875-876。知识分子必须迅速改造思想，“把屁股移到工农兵这边来”[22]270-271。只有让知识分子经过痛苦的磨炼和立场转变[4]149，才能产生真正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26]857。第四，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是绝对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文艺的任务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26]865-866。毛泽东于5月28日和30日两次应邀来到鲁艺，阐释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内涵。他重申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大众结合的要求[4]323-324，批评了鲁艺“关门提高”的错误教育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大鲁艺”去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7]34-36。

8月份，毛泽东通过舒群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三人到枣园谈话。毛泽东的谈话分析了漫画家作品中存在的具体问题[5]，说明了漫画本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27]，并举《钟馗捉鬼》、《武梁祠石刻的羽人羽兽》、《敦煌壁画的飞天》、《维摩诘经变相》、《法华变相》、《杂物变相》等古代美术作品为漫画经典[28]。他强调漫画创作要考虑社会影响，要爱护和帮助被批评的对象，“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和鼓励，批评应注意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29]。

整风运动后，延安艺术作家的思想觉悟逐步发生了改变。尽管整风期间曾经出现《这下总算有的放矢了》、《为了整顿三风，还有给你一下石头的必要》等与整风主旨不协调的漫画作品，但文艺界总体上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趋于一致”。许多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倾向逐渐受到清算，为工农大众服务，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25]394。漫画的讽刺对象主要是法西斯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涌现出了《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预定防线》、《西线空城计》、《盟友变成了难友》等讽刺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作品，《丰收》、《远水救不了近火》、《磨好刀再杀》、《在反革命的后台》、《运输队》、《肃清贪污游戏》、《“教师爷”陈诚》等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作品。讽刺漫画的发表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作品必须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话语保持一致。如画蒋介石的作品能否发表要根据当时形势，“正在谈判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能发表，谈判成功也不要发表”，“有时可以把脸部画得清晰，有时需要模糊”。

经过讨论和整风，延安漫画家终于实现了政治和艺术的转变，他们无条件地融入了工农大众的文化中，思想上发生了艰难而苦痛的蜕变，由启蒙者变成被启蒙者[30]。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则需要通过对延安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发展进行回顾，才能正确地译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