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摘要：从分析大学的内涵和特征人手，讨论了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作用，提出了大学文化助推城市文化发展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大学文化;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建设

大学负有传承文化、研究文化、融合文化和创造文化的使命。大学文化从其产生并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样式开始，就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大学的诞生始终与现代城市的发展相伴随。大学和城市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大学文化成为城市文化中最亮丽的部分。

一、大学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大学文化在我国指的是高等文化，文化主体是各级各类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综观高等教育思想史，大学具有追求真理的意识和传统，追求高尚、理想的意识和精神，追求责任的意识和境界，追求文明、进步的意识和传统。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教育理念、文化氛围、办学传统、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的总和，反映了大学的战略目标、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维系大学运转的内在力量。大学文化是大学师生员工在教学过程、科研活动、服务社会、生活娱乐等实践活动中共同创造的。

大学文化内容博大精深，通常是由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等四个层面构成的。狭义的大学文化主要是指大学精神，强调大学师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从价值观念层面看，大学文化是大学成员在校园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互动下，综合成员的价值观念，形成的特定的校园生活氛围;从现实表现层面看，大学文化是为全体师生员工所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念、大学精神、校训、群体意识、教风学风和行为操守等：从文化定位层面看，大学文化是一种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主体互动而成的群体文化。

大学文化作为一种“行业性”文化，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一)超越性

大学教育大部分活动都是一种精神活动。大学教育由于不受各种物质利益意识的驱使，可以在远离物质利益的层面上进行，因而大学文化也就具有了超越世俗文化的特点。

(二)超前性

大学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它不仅为未来培养输送人才，还要为未来创造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打造新的精神和灵魂。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紧密相联的。

(三)学术性

追求知识创新和重视学术研究是大学的职能。大学名声常因卓越的研究成果获得人们的认可，大学教师的地位和声誉靠自己的学术成就而建立，大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养成得益于学术文化的熏陶。

(四)批判性

大学的社会批判包括对知识层面的批判、对社会制度层面的批判和对社会现实层面的批判。大学的社会批判，其表现是扬善抑恶、扬优抑劣，目的是弘扬公正和正义，履行大学提升社会文明、提高国民文化道德素质职能。大学的社会批判活动包含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的内容，并以这种批判的形式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五)开放性

大学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紧跟时代的潮流，在反观历史的过程中融于现实生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充实自身，始终保持生机盎然。大学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大学文化不会只在自身的“场”里传递能量，它必然会将自身积聚和创造的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向外界传播与扩散。

二、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发展

文化是维系现代城市生存的基本要素。在我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第一，大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在城市文化诸要素中，高等教育层次高、活力强，是一种源于城市又高于一般城市文化、具有独特个性和社会影响的文化现象。大学校园建筑风格鲜明、文化氛围浓郁，是城市内一道亮丽风景线。大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城市文化渗透到大学文化之中。大学文化始终置身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小环境”与“大环境”的关系。社会、经济、文化等大环境的变化，随时会影响大学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他们所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因此，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创建大学周边良好的环境，成为城市和大学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任务。第三，大学文化负有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促进高等教育同经济和科技、同文化和社会的紧密结合，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大学文化将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促进城市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从而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大学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建构和城市精神的塑造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辐射作用

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生产精神产品等多种形式，为城市培养建设者和高素质的市民，向城市输送先进的观念，为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智力支持、技术支撑和知识贡献。大学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人文传统、创新意识、高雅娱乐方式等对外界社会产生着辐射和影响，为城市文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

(二)引领作用

大学文化是相应地域范围内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是地域文化中进步成分最集中的场所。大学文化处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沿，为城市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与成分。大学文化的理性品格具有匡正时弊的超越性，引领城市文化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三)提升作用

大学文化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品位和文化内涵。通过培养和培训人才，提升城市文化的整体素质;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提升城市文化的科技素质;通过服务城市社会，提升城市文化的人文精神。概括地说，就是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四)凝炼作用

大学是所在城市的“名片”，是城市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大学是文化精英的聚集地。大学文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文化来说更具有理性和创造精神，为升华城市形象、凝聚城市精神作出积极贡献。

三、以先进的大学文化助推城市文化的发展

城市由文化领跑。当一个城市外显优势被充分挖掘的时候，文化潜力的发掘就成为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关键。只有充分发挥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助推作用，才能创造出更加和谐、高雅的城市文化。

(一)积极发展地方高等教育

地方高等教育及其载体——地方高校是地方文化建设的排头兵，是实现文化强市战略的主力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提高城市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要求。发展地方高等教育，一方面要做大，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扩大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各种形式的成人高等教育，重视发展社区教育;另一方面要做强。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高校办学水平，努力形成办学特色。

(二)着力加强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建设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定型和深化的过程。大学文化是与时俱进的，要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革不断增添新的内涵。要弘扬现代大学精神，为提高大学水平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要不断提升大学的文化品位、教师的文化素养和学生的文化素质，打造优良的校园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高校要实行开门办学，主动参与所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以开放的姿态传播主流思想文化，扩大大学文化的辐射面，提高大学文化的影响力。

(三)逐步开放公共高教资源

与国外大学相比，我国高等学校在教育资源社会化方面做得明显不够。众多的地方高校虽然植根于地方。但往往是固守有余而融入不足。这不但导致高校对地方贡献度不高，而且也影响了高校自身的发展。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为此，要建立开放式校园，让市民领略高等学府的魅力，感受大学的文化氛围。有选择有重点地开放公共高等教育资源，构筑城市文化助推的平台，以先进文化反哺社会。例如，大学校园内经常性的学术讲座、文艺表演、体育竞赛等活动可以通过现场或视频的形式向市民开放，图书馆、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向社会专业人士和部分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开放，让社会共享高校先进文化资源，为构建学习型城市贡献力量。

(四)精心造就优秀文化人才

文化人才是先进文化的载体，是建设城市文化的中坚力量。地方高校要坚持服务地方的办学方向，贴近社会需要设置相关专业，为地方培养理论、新闻、出版、文艺和文化经营管理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并积极承担文化人才的继续教育任务，努力造就一批文化名人乃至文化大师，在构筑区域文化人才高地中建功立业。

(五)切实加强地方文化研究

地方高校要利用人才优势和地域优势，整合各种力量，加大对城市发展、城市精神、历史文化、文化名人、文献整理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为城市文化建设服务。信，民莫敢用情”(《子路》)，“信则人任焉”。(《阳货》)

(七)“勇”即勇敢。因为“勇者不惧”(《宪问》)，但“勇”却要以“谋”为基础，要有勇有谋：“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八)“恕”即推己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三、礼治，是实现“为政以德”的根本保证

礼治，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施政纲领，更是“为政以德”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在孔子那里，“礼”是建立在对人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之上，制约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总则。他认为，人的生命，不徒是自然生命或生物生命，还有理性生命，即先天的，内藏于自然生物生命之中的“仁义”之心性。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一切善端的源渊。而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人伦关系，以及由此所派生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等级统治关系，正是表现人的理性生命，约束人的一切行为，维系人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群居生活情态的根本所在。人类的这个自然法则，便是“礼”，是当政者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依据。当政者的一切典章制度、施政措施，必须以维护“五伦”为核心，以体现“仁”，弘扬“仁”为目的。这可以看做是孔子的立法思想。

在孔子看来，人类社会，无论是天子庶人，都应以“礼”修心养性，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发扬人的内在善端，以实现“仁”的境界为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唯如此，人人才能和睦相处;才能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才能和谐安宁。正如荀子所言：“礼者，法之大宗，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朱熹讲的更确切：“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诸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礼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四)，所以，做人之道，在于发扬善端而尽心尽性，必须遵礼、守礼，以礼节之，而治人之道(即治理国家)，则在于弘扬仁道而尽伦尽制，更必须以礼治之，把“礼”这个反映人伦关系，制约人的社会行为的自然法制，上升为政治制度，要求人人遵守。因而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

那么怎样才能使天下人遵礼、守礼，维护礼制呢?孔子认为必须通过教化来开启天下人之“仁”心，通过人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礼治，因此，他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进一步论述了“仁”与“礼”的辨证关系，指出，“仁”是“礼”赖以存在的灵魂，“礼”是“仁”的具体表现形式。失去“仁”则“礼”无存在的意义，反过来，没有“礼”的规范制约，则“仁”无法表现亦无以保证，同样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指出一个人，如果不“仁”，即使知“礼”，也不过上虚伪的摆设罢了，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礼的存在与巩固，要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并举例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孝悌”是仁之本，而“犯上”与“作乱”，乃大逆不道之举，为“礼”法之所不容，一个人，如果具有“孝悌”这样的仁心，就自然不会产生“犯上”的动机而作乱。因此要想成为真君子，则必须以仁为本，修心养性。反过来，一个人若徒有仁德之心，而不“修礼”，则同样难成君子。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一个人，如果只有恭、慎、勇、直等德性而不知礼，则其行为无以指导、规范，他的仁德不仅表现出来，甚至会事与愿违，走向反面，因而，“礼”自然应成为君子修心养性的基本内容之一，知礼的程度，标志着君子德性修养程度。

四、“以民为本”是“为政以德”的政策纲领

“以民为本”，是“为政以德”思想的政策纲领，要求当政者在制定具体的“使民”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不过度的“伤民”、“害民”，而尽可能地“利民”、“惠民”，给民众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修养生息的政治环境，绝不能与民争利而厚征敛聚，剥削过度。因此，他极力反对季孙提高对农民征收税率的做法，指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以其薄”(《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在回答子张“如何从政”的提问时，提出了要“因民之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的“役民主张”;不仅如此，孔子更进一步提出对百姓要“富而后教”：子适卫，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所谓“教之”，就是要通过教化手段。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使百姓能够正确理解当政者的“善政举措”，自觉自愿地服从统治，拥护统治。他反对用单纯政令刑罚强迫百姓顺从其统治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即有失身份)。”(《尧曰》)并将此谓之“四恶”而加以批判。

孔子只所以提出要“以民为本”，是他认识到了民心是政权的基础，人民主宰历史的真理。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载舟覆舟”论断：“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这在春秋时期，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孔子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告诫当政者，“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好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尤以“民信”最为重要。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五、“德主刑辅”是“为政以德”的法治理念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并不排斥以政令刑罚为基本特征的法律手段，而是认为，法律作为一种明辨是非，教人“可为与不可为”的国家强制手段，本身必须符合“仁”的原则和“礼”的规范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惩罚得让百姓诚服而自觉维护统治者的意志，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法律，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辅助手段，而不是根本。统治阶级只有将其政治统治建立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培养起符合其统治意志的社会道德观念，依靠人的道德自觉，才是保障天下太平的根本。

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就是说，单靠法律禁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强迫百姓的行为，百姓只会为避免犯罪受罪而被迫遵守法令，并没有犯罪的羞耻感，但若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约束百姓的行为，百姓就会有了羞耻之心，就会自觉地走上正道，(即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遵守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孔子的这种“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唐代学者赵蕤有更进一步的具体阐发，他在其《长短录?政体》中是这样论述的：

“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未者不成。”

“故有刑罚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罚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

“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

由此可知，孔子“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的实质是要确立以“仁”为原则，以维护“五伦”为核心的立法思想，目的是通过法律强制手段培养百姓的道德自觉，强化心理防线。因此他关心的是如何教化百姓安份守己，自觉从善，避免“犯上作乱”，而不是片面关心如何打击犯罪人员。他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观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他虽然认识到了统治阶级当政集团的德性对于政治形态的主导作用，及其对各种社会矛盾和治安状况的巨大影响，也清楚地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志只有被老百姓在主观上认同，并培养起与其统治意志相一致的社会普遍道德观念和一定的个体道德觉悟之后，才能接受并自觉遵守的统治之道，其中含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和朴素的民主因素。但他却过份地夸大了道德的作用，更不可能从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来分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解决如何为政治国问题，而是将各类社会矛盾完全归之于道德问题，认为道德决定政治，是政治的起点和归宿，解决客观社会问题，最终只能依赖于统治者的主观道德，因此，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将政治道德化，忽视对客观现实的分析研究，最终使他的政治思想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因而终不被当时诸候所用。其政治学说，也不可避免地朝着“人治”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使得儒学本身难以走向近代的民主法制思想轨道。

尽管如此，“为政以德”思想中的积极进步因素，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历史的进步性”(注：郑泽黎先生语)造就了无数德才兼备的政治家和仁人志士，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和文化精神，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吏治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并对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现实借鉴意义。当前，干部队伍中所出现的腐败现象及一些局部的人民内部矛盾难以及时有效解决等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少数干部道德滑坡，作风霸道，施政暴虐，在群众中丧失威性，使党和政府形象及群众信任度遭受损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唤起道德自律意识，无疑是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标本兼治之措。显而易见，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仍然值得继续研究，剔除糟粕，汲收精华，为进一步完善民主法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