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图决定语篇制作的策略

摘要：意图性是语篇语言学家博格兰和德雷斯勒(1981)提出的七项语篇标准之一。作者的意图决定其写作策略。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翻译活动都有其目的意图，而且会直接地影响着译本的制作策略。本文对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尤利西斯》原著和中译本进行了研究，从中分析原作者和译者的不同意图及其所引发的不同的语篇制作策略。

关键词：语篇;意图性;语篇策略;翻译策略

1.引言

语篇语言学家博格兰和德雷斯勒(Beaugrande&Dressler,1981)认为,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occurrence),应具有七项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图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衔接性和连贯性是以语篇为中心的最重要的语篇标准，也是最明显的语篇特征。这两个特征显示出语篇的各个成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并产生意义。但是，一个读起来通顺、衔接、连贯的语篇，还必须具有意图性和可接受性才能起交际作用。另外，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有时为了各种动机而使用不太衔接或不太连贯的语篇。按纯语篇学标准界定的非语篇(non-text)也可能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意义，例如语篇的表现形式、书写形式和其版面安排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语篇交际的效果(见黄国文1988：55)。因此，反映作者态度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是非常重要的语篇标准。

如果我们可以从语篇作者或读者的角度来分析语篇的功能。作者要透过语篇体现什么意图?他的读者对象是什么人?为了实现意图，作者采取了什么策略?在翻译中，语篇的意图性和可接受性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原作者和译者的意图很可能不一样，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因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而无可避免地有差异。在原文和译文的意图性不一样的情况下，译者应采取什么策略以实现其意图?本文将从英国现代主义作家JamesJoyce的著作《尤利西斯》(Ulysses)和翻译家萧乾、文洁若的中译本分析原作者和译者意欲透过语篇去体现什么意图，以及他们为了实现其意图采取了什么策略和手段。用作研究的原文是1960年企鹅版，中译本是1994年译林版。

2.《尤利西斯》的意图性

"在语篇的标准中，如果说衔接性和连贯性的注重点是语篇本身的话，那么意图性及可接受性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人--语言的使用者"(Bell1991:167)。

《尤利西斯》是英国现代主义作家JamesJoyce的作品，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书中所写虽是十八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内容却庞杂无比。书中人物的思想漫无天际，跳跃不定。其文字犹如一只万花筒，变化无常。作者犹如天马行空，浮云流水，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还不时地引进其过去作品中的人物，引用大量典故和俚语。不少人戏称《尤利西斯》原著为"天书"，因为它晦涩难懂。然而，翻译该"天书"的翻译家萧乾、文洁若认为，"这部主要以布卢姆为主人公写都柏林几个市民从早晨八点到午夜共十八小时的活动的小说，一方面纷纷扬扬，而在结构上又是最周密严谨不过"(见译本第12页)。

Joyce为什么要把此书写得如此扑朔迷离，艰深难懂?他的意图是什么?Joyce本人在苏黎世一家咖啡馆里对人说，"我在这本《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谜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

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原来他的读者对象是教授学者，目的是使他们争论不休、永无答案和使自己的著作成为不朽之书。虽然他最后一句可能有调侃的成分，但是也可能真是他的目的之一。

然而，萧、文两位翻译家的意图跟Joyce的意图显然不同，他们的目的是"化开"Joyce的"谜津"，解开"天书"之谜。他们根据目的语社会的实际情况和读者习惯制订了译本的目标：读者对象是一般读书界和研究者;目的是"尽最大努力"把艰涩难懂的原作"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易懂可读。因此所采取的措施是能"解谜"的，而不是"设置谜津"的(见中译本第15-16页)。

3.《尤利西斯》中译本翻译策略分析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图，Joyce采用了"设置谜津"的策略。谜津包括：生僻古奥的文字、艰深晦涩的内容、扑朔迷离的人物与情节。而最大的谜津则是最后一章，全章共八大段，除在第四大段和第八大段末尾各加了一个句号外，没有其他任何标点符号，句与句之间也无空白。这可说是意识流创作方法中最"出位"的手法。整本小说之中处处有"伏笔"，章章有"谜津"。这些伏笔和迷津可说是典型的互文性的体现。

译者采用的是"解谜"策略，其具体方法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五种：(1)解译，即用常规的表达法把原著中非常规的文字游戏解读出来;(2)大量的注释，全书十八章共加了5991条注释;(3)大量的"呼应注"，这在一般书中是不多见的;(4)原书用波折号来标明对话，中译本改为中国读者更习惯的引号;(5)原书最后一章只有两个标点，句与句之间无空白，中译本在该加标点的地方一律留了空格。限于篇幅，以下仅举其中几例来分析《尤利西斯》中译本所用的翻译策略。

《尤利西斯》全书夹杂着多种语言，也蕴藏着不同的文化，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书中许多典故出自《圣经》及其它一些典籍(见例3)。如果没有注释，恐怕一般读者是很难读懂里面的含义的。从例3可以看到，注释比原文要长得多。译者在序言中说，他"一向不赞成文学作品(不论是创作还是翻译)加注，觉得是对阅读的一种干扰"(见中译本：17)。但是，翻译《尤利西斯》时，由于译者的意图是化解原著中"谜津"，让一般读书界和研究者容易读懂和有用，于是注就多了起来，例如第九章的注与本文的篇幅几乎相同。

4.启示：意图决定策略

语篇是传意情景中传意信号的组合，我们可以从制作者或接受者的角度来分析语篇功能。从制作者角度而言，重要的是要看作者意欲透过语篇体现什么意图。意图主宰语篇制作的策略(如阐释主题、选择修辞手段或非语言成分等)，因此对语篇功能有莫大影响。就翻译而言，"目的或意图决定于任务，必要时由译者进行调整。任务越具体，意图就越容易清楚。如果能清楚地定出任务并有明确的意图，译者就可以得心应手地翻译，即是说，译者就会清楚地知道，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对原文做出哪些改变"(Vermere1989:184-5)。

《尤利西斯》是一本探索人类内心世界为主旨的意识流小说。作者不加评论地描绘人物的思想活动，捕捉人物头脑中那毫不连贯，变幻无常，东一鳞西一爪的思绪。这种意识流显得零乱芜杂，漫无边际。Joyce毫不掩饰地表示过要故意把它写得令人难懂，让他心目中读者对象--教授学者们争论不休、永无答案和使自己的著作成为不朽之书。看来Joyce的意图是实现了。十多年前笔者在香港大学进修英国当代文学时，首次接触到这本"天书"，在抱怨其晦涩难懂的同时，也惊讶地发现，研究这本"天书"的专著摆满了几个书架，而且至今一直是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几乎年年都有乔学研究的专著问世。这真应验了甚至超出乔氏所预言的不朽了。

再看看萧、文的中译本，无可否定的是，译本基本上保持了意识流小说的特点，译者忠实地描绘了书中人物内心的探险历程。但是，中译本与原著的差异也是明显的：(1)是大量的注释使全书几乎增加了一半的篇幅;(2)其次是原来的文字游戏很多被化解成普通文字或加了注，很多晦涩难懂的语言也被译成了通俗易懂的文字;(3)是把波折号所标明对话的形式改为中国读者更习惯的引号;(4)把原书几乎没有标点的最后一章解读出来，在该加标点的地方留了空格，大大降低了阅读难度。总的说来，原来的"谜津"几乎没有了。原著读者要自己进入谜宫内寻找出路，中译本的读者则好比在已经标明出路的谜宫里去看过去的热闹。

萧乾自己虽然"一向不赞成文学作品加注，觉得是对阅读的一种干扰"(见中译本：17)。但是面对情况独特的《尤利西斯》，译者在翻译时，还是选择了"该注则注"的原则，因为他们的翻译意图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让中国的一般读书界读懂这本书，以及使之对中国的研究者有用。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与英语国家的读者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其阅读经验也不相同;其次，英语语言和汉语语言无论在音、形、还是义方面都有极大差异。因此译者必须想尽办法化解客观的语言障碍和原作者故意制造的障碍。

如果用传统的翻译标准来评价《尤利西斯》的萧、文译本的话，很可能有人认为它不够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因为传统翻译论者认为，在翻译中，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原作如果是通俗的口语体，不能译成文绉绉的书面体;……总之，原作怎样，译文也应怎样，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张培基等1980：7)。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翻译活动都有其目的或目标，并会引起一定的效果或开拓一种新的局面，甚至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新产品";译者必须根据预定的译本功能来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不管那些策略是否被视"标准"，"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theendjustifiesthemeans)(见Reiss1989;Vermeer1989;Shuttleworth&Cowie1997)。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接受萧、文译本并能从书中了解到西方的部分文学艺术和文化特点，那么，他们的策略就是成功的。

5.结语

意图性是非常重要的语篇标准之一，作者/译者的意图决定其写作/翻译策略。本文分析了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尤利西斯》原著和中译本的不同意图及其所引发的写作/翻译策略。原作者Joyce的意图是把书写得令人难懂，让教授学者们争论不休、永无答案和使自己的著作成为不朽之书，因此他把书写得扑朔迷离，艰深难懂;而萧、文两位翻译家的意图跟Joyce的意图显然不同，他们是要让中国的一般读书界和研究者读懂这本书，了解所涉及的文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因此他们尽最大努力解读了艰涩难懂的原作，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可读易懂。

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翻译活动都有其目的意图。在原作者和译者的意图不一致的情况下，译者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还是忠实于读者的问题上做出选择。他的选择很可能会产生出一种与原著不一样的新产品，但只要译者的目的意图正当，他的译作被读者接受，其翻译策略就可认为是正确的、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