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新发展

摘要：中国译论与美学的关系是密切而持久的，并拥有源远流长的哲学渊源。本文讨论中国翻译美学的渊源和内涵，及其流派与方法论;讨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结合西方翻译理论，进一步探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的走向与趋势。文章指出，翻译美学思想基于理性的动态的交往——翻译语言转换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关涉的各要素，以折射出翻译美学的语用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维价值，透视中国翻译理论与译学建构与发展，为现代译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接受美学、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结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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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6.王秉钦.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7.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