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力红先生的“内证说”

近年来“挽救中医”、“思考中医”甚至“消灭中医”、“批判中医”的言论时见于媒体。中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中医的研究中来。对于数典、忘祖、蔑视和摧残传统优秀科技文化的狂妄言行，对于“消灭中医”、“批判中医”的鼓噪不可等闲视之。而中医本身必须自强，因为中医学者若能继承历代中医的精华，并能在观念、理论、技术等方面与时俱进，中医自能立于现代世界科技之林。任何“批判中医”、“消灭中医”的狂言妄行，都将无损于历史悠久而生机勃发的中医。

真正让人担心的是某些中医人自身对中医认识的肤浅和某些中医学者对中医的误解、曲解和谬说，这不仅授人以柄，让鼓噪“批判中医”、“消灭中医”的人找到有利他们的论据，而且也极大地损害着中医的生机，这才是真正的中医之病和中医之痛。对于中医的学习和研究，与任何学科一样，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对于刘力红先生在《思考中医》一书中的某些说法，作者不能苟同，而对于刘力红先生对待中医学术的率意学风，笔者更不敢恭维。因此，仅就《思考中医》所说的“内证术”、“内证实验”等“内证说”发表我们的看法，兼与刘力红先生商榷，并就教于中医同仁。

为了说明自己的“内证说”，作者使用了“近取诸身”、“方术”、“直觉”等古今中外的资料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但作者对这些资料的使用，或者牵强附会，或者偷换概念，显得十分牵强，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为了尽量让读者看清“内证说”的实质，笔者只好采用节录原文的方式，然后就相关内容及作者的“内证说”加以评述。

1此“方术”非彼“方术”更非“内证术”

经过特殊的“培育”过程，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能获得的。……后世的人由于没有有意识的培育这个内证实验的能力，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了，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但在早期，像张仲景的那个时代是不会怀疑这样一个内证实验的。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以“余素尚方术，请事斯语”来结尾，张仲景这里的方术有很大一部分指的就是内证。《汉书》、《后汉书》的分术列传，方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思考中医》P38（以下引用此仅标明页码）]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讲“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究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祸及患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所指“方术”分明是医药及养生之类的知识和技术，而《汉书》所说的“方伎”，《后汉书》所载的《方术列传》，除华佗等医药学家外，许多人是以天文、占卜、遁甲、堪舆等术为业者。如许杨为“巫医”，高获“晓遁甲，能役使鬼神”，徐登“善为巫术”等。所述“方术”大率如此，其中许多是精神和文化糟粕，今天的读者应善于区分和取舍。因此，不能将《汉书》所说的“方伎”、《后汉书》所说的“方术”等同于张仲景所崇尚的方术，除医药及养生知识和技术为张仲景所崇尚外，占卜、星象、遁甲等并非为仲景所首肯或崇尚，尤其是巫祝等“索隐行怪”之类，更与医药水火不相容。怎么能不加分析和区别，将张仲景所崇尚的方术与占卜、星象、遁甲等方术混为一谈呢？而且还武断的说“张仲景所崇尚的方术就是内证，《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的方术很大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呢？在《方术列传》开篇，作者自己就明确说“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1]。对那些索隐行怪之类的“方术”孔子等圣人根本不屑谈及，作为医中之圣的仲景又岂能崇尚？从“降志屈节、所望巫祝”等语，可见仲景对巫祝“怪神”之类的“方术”持十分明确的否定与批判态度。

2“格物欲”不能代替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事物

“知”不是通过学习或深入分析而得到一般性知识。“知”是觉的意思，就是心明的状态。就是要靠这个心明、这个觉，才能进入内证的状态才能进行内证的实验。这个心明通过格物来，格物不是像宋明人说的穷究物理，格物是要远离物欲（颜习斋尝释格物之“格”同手格猛兽之“格”意）。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只有获得了这个境界才能进入内证的状态。……格物在佛教里，则显然指的是远离一切世间八法。要获得内证的能力，格物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为什么中医的有些问题我们不容易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正视经典的价值？对中医的很多东西总是抱有怀疑？因为我们少了内证只眼睛。（P39～40）

颜习斋所说“格物”之“格”固然是“手格猛兽”之“格”，“格杀”之“格”，而“物”却并非如作者所说的物欲，而是指客观事物。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人亲身实践的过程，“格”就是亲手去做一番的意思，有“不打不相识”的意味，要在习事中见理，在实践中掌握客观规律，认识才算完成[2]。而作者却凭自己的理解，将“物”说成“物欲”，说“靠心明和觉，才能进入内证状态，才能进行内证实验”。“远离物欲”，“良心发现”用来说明个人的道德修养也许是有一定的意义，但不在实践中掌握客观规律不穷究事理又怎么能认识客观事物？凭作者的“心明”和“觉”得到的知识，尤其有关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中医知识，恐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与主观唯心主义的臆说有什么区别呢？

3“近取诸身”不是“内取诸身”？

中医的实验模式在《易·系辞》里说得很明白，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讲的就是内证实验。它是古人实证的一个手段，“远取诸物”其实就是外证，不过这个外证与现代科学实验不同，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条件，但古人的外证是很巧妙的。（P487）

按：《周易正义》唐·孔颖达疏云：“近取诸身者，耳、目、口、鼻之属是也；远取诸物者，若雷、风、山、泽之类是也。举远近则万事在其中矣。”[3]

前人对“近取诸身”的解释明白如此，“耳、目、口、鼻”近在眼前而非在身内，既非在脑之内亦非在胸、腹体腔内。而作者将“近”理解成“内”，而且还肯定地说“近取诸身”就是“内证实验”，“是古人实证的一个手段”。真如作者所理解，《易·系辞》何不云：“内取诸身，外取诸物”？须知“近”与“内”，“远”与“外”却分明是不同的概念。

4哲学的“心明”、气功的“内视”并不就是“内证术”

内证实验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梁启超说得好“心明便是天理”。心明实在的便是具备了内证实验这么一种状态，心明便可以内视，就可以反观，经络遂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进行内证实验的操作，为什么说是内证实验呢？因为它不是在人体外部进行的。（P15）

内视是把人的意念活动运用练功，例如站桩时可以内视下肢屈肌与伸肌交替收缩等。内视可作用于人体上下、内外气血肌肉，使之发生变化。练功久了可以内视自己的疾病或患病部位，例如在全身松静情况下进行内视，就可以发觉患部阵阵隐痛或肌肉跳动等[4]。

哲学上的“心明”与气功所指的“内视”、“反观”是一码事吗？而且哲学意义上的“心明”，气功所指的“内视”便是作者所说的“内证实验”吗？气功所言“内视”、“反视”指把人的意念活动用练功，即将练功者的注意力集中于身体的某个部位。并非如作者所幼稚理解的那样，好像内视者有一双无所不窥的眼睛，“经络遂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作者在此书中将经络的循行、穴位的分布、药物功效和毒副作用的发现说得如此神秘和虚玄，似乎历代医家及患者为此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惨痛代价，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既然“内证实验不是在人体外部进行的”，它就只是在人体内部进行的，而且只能是在作者体内进行的。因为“内证实验”若是在患者或他人体内进行的，对作者或实验者来说，便非“内视”，便非“反观”。这就是说，在这一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实验者、受实验者、判断者都是作者或实验者自己。至于“内视”、“反观”得到了什么？对经络遂道是否一目了然？只有作者这样“心明”的人，这样“觉”的人才知识，只有天知道。

5将《胎胪药录》的“胎”字解为“胎息”，于史无据，于理不通

过去认为《胎胪药录》自然应该是讲小儿用药的书。《神农木草经》只分上、中、下三品，而不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就是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也只分木部、草部、兽部、石部等。所以有这些常识就不应该这样来思维《胎胪药录》。（P16）

按：《神农木草经》将药物分上、中、下三品，《本草纲目》将药物分作木、草、石、兽等部都是属于药物分类学的问题，而内、外、妇、儿等科是有关疾病分类的问题，二者是不同质的问题。拿《本草经》药分上、中、下医，无助于说明汉代临床疾病不分科。况且《史记·扁鹊传》明确交代，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二周人受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5]。可见在战国后期，临床疾病已有妇科、小儿等分科。《金匮要略》有“妇人妊娠、产后、杂病”等篇。怎么不顾这些史实而怀疑“东汉以前会不会有一本专讲小儿用药的书”呢？

况且，《胎胪药录》早已亡佚，除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提到这一书名外，其后历代医家都未曾见到或引述该书，后人也无从知道该书的内容。作者凭什么说《胎胪药录》是“进入胎息状态”、“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动过程的一个记录”？完全抛开“胪”字，作者凭自己将一个“胎”字作“胎息”的理解，一个臆说就作出了如上判断，而且将此臆说拿来作为自己“内证实验”的依据。这种将中医学术当儿戏的态度令人吃惊。

胎不是指胎儿，而是讲的胎息，是一种回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的呼吸状态。一旦进入胎息的状态，心明的状态也就产生了，内证条件也就具备了，内证实验室就可以建立起来。此时，你对药物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药物服下去以后，它的气味如何？它先走哪一经，后走哪一经，在这些部位发生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古人讲药物的气味，讲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真正实验出来的。所以《胎胪药录》就是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对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中的一个记录。（P16）

按：胎息是道家的一种修炼方法。《汉武内传》：“习闭气而吞之名曰胎息”。意谓气功达到如此程度，即如胎儿在母腹，鼻无呼吸[6]。对于胎息之说，历代气功界皆有争议，甚至被斥为旁门左道，其真实性甚为可疑。中医界少有谈及，退一步说，即便照胎息说解释也并不能知晓“药物服下去后，气味如何”、“先走哪一经，后走哪一经，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从何说起？将《胎胪药录》释为“在能够进行内证实验的条件下，药物在体内运行作用过程的一个记录”，更是作者的想当然。何况胎儿在母腹内是不呼吸的，胎儿所需氧气和营养物质是通过脐带由母体获得并进行物质交换的，根本就没有呼吸何来“特殊的呼吸状态”？

作者的“内证术”、“内证实验”毫不夸张地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见到有哪位中医学名家，或林泉高人有如此超凡绝尘的功能，更不见于前人的著述。用现代科技所装备的现代医学，在作者的“内证术”、“内证实验”面前也要自愧弗如。因为它们对经络遂道的循行、药物的归经、气味、药物在某些部位的作用机制还无能为力。

6“直觉”并非“内证实验”

要进行内证实验，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能力。在我们本身不具备这种内证实验的条件与能力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直觉？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直觉信奉者。离开直觉科学研究就少了一条腿。内证能力是学习中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你作不出来的情况下，你相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存在？（P15）

直觉一般指不经过逻辑推理就直接认识真理的能力，心理学认为直觉是敏感地推测到真理的认识能力，它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为依据的，就是这些知识提供了似乎突然正确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想象和直觉都是智慧本质上所固有的能力，它们在科学的创造中起过而且经常起着重要作用。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确实存在“直觉的醒悟”、“突然解决”、“顿悟”、“灵敏”等认识飞跃的形式[7]。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将“无”突然转换成“无为”一样的手法，硬是将“内证实验的条件和能力”一下子扯到“直觉”上，进而用“科学研究需要直觉”来证明“具备内证能力是学中医的重要方面，学习中医就需要这个条件”。

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科学发明、艺术创作过程中“直觉的醒悟”、“顿悟”、“突然解决”、“灵感的迸发”与作者所说的“内证术”、“内证实验”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直觉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它是以创造者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为依据的，是一种具有想象和形象思维性质的心理活动过程，具有突然、短暂的特点。即便是艺术大师、科学巨人，直觉的产生、灵感的光顾也是很难得的。而作者的“内证术”、“内证实验”是在所谓“觉”、“心明”的状态下，具备的“实验能力”。有了这种实验能力“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各种内在实验，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经络遂道就一目了然”，“药物服下去以后，性味如何，先走哪一经、后走哪一经，在这些部位发生什么作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了“内证这只眼”就如同作者的“心”具备了“开天目”那样的功能，就像拥有“特异功能”的人那样，这种能力一旦具备便终身拥有。否则，又怎么能“自在地进行各种内在实验”呢？不知历代中医名家是否具有作者所说的“内证能力”？是否作得出作者所说的这种“内证实验”？作者自己以及作者的“先师”有否这种“内证能力”能作出这种“内证实验”吗？

7中医岂可沦为唯心主义和宗教的附庸？

人生这个苦乐的根源来自于形而上，来自于心这个层面。物质的问题一旦解决了，再往下走，物质手段所能起的作用便只是隔靴搔痒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直截了当，就必须连根拔起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根在哪里？当然就在形而上，就在心这个层面。传统的儒、释、道为什么都强调修心？为什么都把在形而上这个层面、心这个层面的用功放在第一位？原来就是解决这个人生的最根本问题。（P296）

在作者看来，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是我们追求不了，“非不能也，吾不为也！”我们所追求的是“形而上”这一根本目的，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最根本问题”！阿Q在此再次自足了，而且也要让我们自足。如何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何解决物质贫乏与精神痛苦的问题，稍有常识的人自有自己的主见和方法。不需要谁的布道，更不容被谁轻易忽悠。

高素质的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医，这与环境的关系很大，现在大家身边所感受到的都是现代文化的气息，都习惯了用一种文化视角去看待问题，去思考问题。所以，以感性的层面讲，很难产生对传统、对中医有利的动力。（P40）

“高素质的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医”固然与其对中医缺乏全面科学的了解和认识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医的确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医队伍良莠不齐，它有某些我们当今尚无法认识的内容，有某些科学的成分。对中医，我们要取其精华，并用现代理念与科技将其发扬光大；对其糟粕则应认真甄别与舍弃。况且，作者所说的“高素质的人瞧不起中医”也不符合事实，毛泽东素质高不高？钱伟长、袁晓园等素质高不高？他们对中医就十分理解和看重。若没有这些高素质的人对中医的理解、看重和对中医事业的积极参与支持，中医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高素质的人所瞧不起的是那些以中医面目出现的糟粕和伪科学。

像作者这样将中医神秘化、虚玄化，让人们对中医感到云山雾障、不可琢磨。甚至有个别人将中医弄成了伪科学或邪教之类的东西。如作者在该书中说“《易》也好，医也好，都强调成败倚优生乎动，因此这个变动生起来，成败兴衰就生起来，轮转漂流就生起来。你想要获得永恒，在器世界这个层次，在形而下这个层次，那是万万不可能。因为你有生化，有生灭。无有生灭，无有生化，自然就无变动，如如不动（原文如此！）那还有什么成败，还有什么兴衰，这就永恒了”。使“生民免于夭札，尽其天年”的中医，在这里与宗教教谕有什么区别？

作者写完了这部书，说是“圆满是书”。此外，作者还使用了“灭度”、“修行”、“现世脑”、“优藏脑“、“法要”、“修炼”、“法喜”、“法脉”、“经藏”等大量与中医毫不相干的宗教术语。使人怀疑作者是在谈中医，还是在讲一种统御中医、社会、人生和自然的什么教？高素质的人看了这部以《思考中医》为名的书，对中医的思想观念、文化常识、语言逻辑水准以及中医学术的价值，将作何认识和评价，真让人不敢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