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实现振兴，除了社会稳定以外，还必须解决好“三位一体”的问题，即内部体制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和外部环境问题。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高代价的增长

火热的夏季，国家统计局在7月16日公布了同样火热的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773亿元，同比增长9.7%，为1997年以来同期我国经济最高增速。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经济向着民族振兴的目标大道上前进并取得快速发展之时，中国发现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gdp实现了多少、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而是首先要回答“中国今后选择什么样的、适合国情的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即发展思路的革命问题。

在不久前浙江省委的一次专题学习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如果不能同时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地发展，或者它虽然发展了，但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年均gdp增长9.5%)是令全世界瞩目和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但同样付出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马凯在浙江作报告时指出：“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突出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发展隐患。”在能耗方面，以水资源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但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却只有0.4，相当于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高出了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现在，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多倍。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一些发达国家现在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发展模式，而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33%，工业用水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25%和20%。大量的事实证明，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并引导着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经历过，但目前看来，中国却不得不面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增长方式的变革招商局的“创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然而，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或者说是高级形态的发展模式，来解决当前中国还处于低级形态的发展问题，究竟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呢?显然，“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执行问题，比其提出更具挑战。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资本外溢的名声在外，近些年，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招商工作的必争之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以至于这些外来的招商官员如何开展工作，各路人马如何各显神通自然更是不一而足。

但有一种极不正常、却在某些招商官员的引资工作中屡试不爽、甚至被称为金科玉律的“招商先找当地环保局”的怪现象却蔓延开来，“这些招商官员的工作套路往往就是跑到当地的环保局要一份招商项目的名单，然后效率极高地完成相当一部分的招商工作。”一位知情人士痛心地告诉观察记者，“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份所谓的‘招商备选名单’恰恰正是某些东部地区的环保部门所抛弃的一些环境评估不合格，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等情况，而被当地经济发展所淘汰的企业项目，到了某些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官员眼里却如获至宝、成了引资的重点目标。”

这种招商思路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年官员、专家、学者们对“我国的工业污染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仍走在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实践证明，在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付出的是更惨重的资源、环境和成本代价”等等绝不仅仅是危言耸听的广泛担忧。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浙江省委党校发展研究所所长郭祥才指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不科学、不规范的梯度转移，显然违背当前全国正在贯彻的科学发展精神。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同，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是可以有所区别，不过绝不能因为落后而成为高污染、高能耗的理由，所以应该坚决制止。”

然而，针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一些从事微观经济研究的学者们的观点相对折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要求的，因此，作为不同地区的中西部和东部在把握上肯定会不太一样。相对而言，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对环境、资源等代价的体会会更深一点，具体到对企业、对项目、对产品的选择上会更容易接受‘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而中西部地区当前则明显地主要考虑经济效益，客观上会造成先发展经济，再讲‘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他补充说：“因此，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到东部地区的环保局找被抛弃项目肯定是错误的，但是要完全地评价这种欠发达地区的招商思路，应该是很复杂的，我认为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走出四大误区

采访中，一些地方官员在“科学发展观”精神的把握上，还存在着“先发展，再讲科学发展观，进行治污，然后调整产业”的思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诸如“科学发展观是不是中国对未来发展的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是不是要我们放慢发展速度?”等疑问，对此，本刊根据采访所得，作些解答，认为要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应该走出四大误区。

误区一：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从世界发展实践角度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意识到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为解决工业经济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想，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高级形态的发展意识，于是就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作为后发国家，目前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提科学发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他们忽略了重要的“历史环境”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全球化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包括其他任何后发国家都不可能、也必须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走“渐序”发展道路，而应该走后发型的“跨越”发展之路。“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高级形态的发展要求和低级形态的发展条件结合起来，为中国选择一条最佳的后发现代化道路，制定出更加科学的战略和决策，这是世界实践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必须实践”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以后再说”的理想和所谓的“空想”。

误区二：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要放慢发展速度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理念之时，也正是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充分暴露的关键时刻，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提“科学发展观”，其实就是为当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找一个理论依据，是有意放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有人认为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

这显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狭隘的误解，固然，提出这一理念有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能源、资源紧张，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的总结，但绝不仅是如此，“更多的是站在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发展观的研究基础上，对我国过去2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总结，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下提出来的。”郭祥才教授指出，“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按照目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面临极大压力，甚至于再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必将遭遇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到时候就更难解决。”因此，专家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新构想，不是要放慢发展、阻碍发展，而是用前瞻性的发展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中已出现或将出现的问题，是为了要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误区三：把“科学发展观”看成是否定过去的成绩

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创造了世界奇迹，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社会不稳定等等。那么，提出“科学发展观”新构想，是不是表示对过去发展成绩的否定呢?浙江省委党校软环境研究所所长盛世豪指出：“这绝对不是对过去成绩的否定，而是对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因为，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以上这些问题，是伴随着大发展、大进步而带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这些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发展中的问题，而不能否定成绩。对于问题的解决，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这样两条路：一是先解决问题再发展，二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我们所选择的，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去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且，“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执政党过去思想、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误区四：把“全面”、“协调”、“统筹”看成是走“均衡”之路

中国理论界和政界过去存在一种看待发展的错误逻辑，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均衡-不均衡-均衡”这样反复的发展道路，因此，现在提出“全面”、“协调”、“五个统筹”的理念，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进行调整，就是回到了“均衡”之路。

实际上，“均衡”与“不均衡”永远都不是分阶段存在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显然不是要求先发达的城镇停止发展，等着中国农村的发展，不是要求东部地区暂停发展，等着中西部地区一起“均衡”发展，而是纠正过去一味追求gdp为准、一心发展城市的思路，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按照系统发展的要求，保持科学的比例关系发展，从而达到一个最佳的发展效果。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从理论上分析，“科学发展观”所蕴涵的就是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发展要求的统一，其出路在于十六大所提出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但从实践来看，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的意识来对待和解决当前中国低级形态发展中的问题，还必须直面几大阻力因素。第一是人的因素，目前在中国农村，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到过大专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总体上人的素质不高，人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生产力本身的限制，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工业化，而科学发展也意味着发展过程中的选择甚至放弃，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是本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在“三农”问题、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公共领域建设问题、弱势群体扶持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会对实际发展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形成阻力。

而最大的阻力，还是各级领导的“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台州路桥区的采访中，区委一位领导指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主体是作为引导者和领导者的政府，政府施政过程中有没有科学发展的理念是首要的。而这是由科学的、正确的‘政绩观’所决定的。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和大多数领导干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意识强烈，追求政绩、创造政绩的愿望迫切，但要防止和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偏差，如自觉不自觉地更重视任期内经济增长的‘量’、形象变化的‘快’、对外影响的‘大’，而对基础性的工作热情不高、对事关长远的事用心不多、对见效慢的任务关注较少等等，那种在错误发展观的支配下干出的所谓‘政绩’，往往是不科学的、只注重眼前发展的。”

而如何使得干部的“政绩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适应呢?纠正不正确的“政绩观”，其主要决定因素恐怕还是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因此，民建浙江省委会办公室主任冯小贤认为：“当前需从速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不能只盯着gdp，投资增长等指标，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这就是科学改革观的基本价值趋向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市场失灵’，保障社会适度公平，实现社会发展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润最大化)，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以此来设置考核指标，尤其要增加那些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而党、政官员不太愿意做的事，而对于那些官员很乐意去做的事，则一般不必考核，并参照联合国的人文发展系数的办法来判断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业绩。这是从较深层次上采取改革措施，促进我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进行科学的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新构想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过去发展理念、增长方式进行变革，尤其体现在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的一系列改革之中。

冯小贤指出，在中央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后，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改革观。这几年国家及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涉及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关企业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房改、医改、车改等改革措施，倾斜性严重，不少改革措施被一些集团利益，被一些人为因素所左右，许多改革方案政策措施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往往由于一些改革政策的倾斜严重，利益调整不公平，不公开，造成新的不公平，甚至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从而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出现一些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群体的矛盾就在所难免，因而造成群众上访增多，社会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科学的改革观要求改革的政策措施要尽可能平稳，力度尽可能不要超过群众心理承受力太多。至少今后每一项改革政策出台，利益调整，考虑一定要更全面，一定要多层面大范围、宽领域地听取各种意见建议，尤其是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各界的意见，使出台的政策更完善，尽力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尽量减少倾斜度，这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和社会不稳定的根本之策。“以人为本”是要顺应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要求，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建议。今后要改变由少数人定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少数人得益的做法。这样才能在改革发展中减少出现更多新的社会问题，建设平安中国、平安浙江，真正实现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