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

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存在着一些阙失，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在已经发表的有关学术史综述中，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涉及很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文在总体回溯的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研究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同时需要说明，由于视野和语言的限制，本文所涉及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限于日本。挂一漏万与不妥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学术史回顾：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②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不多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考察这一时期财政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著虽不多见，但有关著作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著作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版)。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其中清代划作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人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的《田赋史》下(《田赋会要》第三编，正中书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较为深入。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晚清的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等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著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杨肇遇《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欧宗祐《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等，都有参考价值.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财政史的最著名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中国财政论》、《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等数部研究著作。除了《中国的厘金制度》(东京东亚事情研究会1926年版)专门研究厘金问题，《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东京生活社1940年版)专门研究民国财政外，其他几部著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财政为重点。《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3年版)，共10章，该书除了研究一些较为特殊的经济门类如特种商(牙行、买办)和组合制度(商人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工商业行会等)外，其着重点在于研究晚清的外国银行、晚清的财政困境与内外债、清末的改革。《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东京启明会1925年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财力匮乏的经过与借款，二是岁出与岁人的状况，三是财政组织的变革，四是财政的清理整顿。《中国财政论》，主要研究了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外债与内债。木村氏的几部著作，有重复之处，但在论及同一问题时，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著作有一些新的进展。如《中国的经济与财政》和《中国财政论》都列有“租税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赋，其他税种只是在“税制概要”一节中略有介绍。后者除了对田赋、盐税、常关税、海关税这些税种加以论说外，对货物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也做了专节探讨。安东不二雄《中国的财政》(东京东亚实进社1921年版)，分为5编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财政状况、外债、内债、银行、岁计为重点，对晚清内外债的研究尤为细致。松井义夫《清朝经费之研究》(满铁经济调查会“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5年版)，分为制度和经费二编，在一般陸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百濑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则对有清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濑巳之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店1942年版)，竹内元平《最近中国财政概说》，(“满铁调查资料”第108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其他专题性的研究，在关税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东京北文馆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②(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财政金融与关税制度》(上海日本堂书店1925年版)。在货币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国货币问题》和《沪汉金融机关》(合称《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5年版)，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东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国货币改革论》(东京支那经济学会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国的金融与货币》(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及《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研究》(山口市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版)及《中国银行制度论》(东京岩松堂书店1941年版)。在内外债方面有：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国的国债与列强》(东京文影堂书店1915年版)，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工业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满铁调查资料”第112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滨田峰太郎《中国的财政和公债》(东亚研究会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东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晚清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1950年版)，对清代各个时期的捐纳制度做了系统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础上，对捐纳与财政、吏治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拓荒性著作。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系统研究清代关税的著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则是此一时期研究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性著作。魏著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后的银两制度、制钱制度、晚清的币制变革，以及近代外国银元的流人及其影响。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对晚清以来的外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对于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晚清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著作。E.G.比尔《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58年版)，是继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之后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著作。景复朗《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5年版)，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3年版)，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出色著作。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刘凤翰《新建陆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对晚清有关方面的军费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版)，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探索。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晚清财政史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四：

第一，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著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国立”编译馆1981年版)，在探讨咸丰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政变革与近代化的关系。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第二，晚清财政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多部专史研究著作。在盐税研究方面，有牧寒《内蒙古盐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关税研究方面，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在军费研究方面，有王尔敏《淮军志》，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货币金融研究方面，有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制度的演进(1664—1937)》(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债和外资研究方面，有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关论文集的出版较为活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值得注意，该论文集分作30编(本)，在许多编中都有相关的财政研究论文，如第二编中王仲孚的《同光间新疆回乱的善后措施》，第八编中庄吉发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包遵彭的《清季海军经费考实》，吴相湘的《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第十编中全汉昇的《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庄吉发的《清季铁路经费的筹措》，第十一编中黄俊彦的《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第十三编中王树槐的《庚子地方赔款》等等。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彭雨新《中国近代财政史简述》、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等长篇论文，这些论文虽属讲义性质，但由于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编《财政与近代历史》(1999年版)，分为上、下两集，收录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个人的论文专集有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关研究论文数量繁多，几乎涉及晚清财政的各个方面。有些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如彭泽益《清代咸同年间军需奏销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别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人民起义、两粤闽台人民起义的军费支出进行了梳理统计。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统研究了晚清的财政收人、财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财政困境。何汉威(清末赋税基准的扩大及其局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而且对烟酒税、契税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刘克祥《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赋税搜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岩井茂树《清代国家财政中的中央与地方一一以酌拨制度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2号，1983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关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断代著作和经济史著作中，也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编的《清代通史》第8卷、刘克祥主编的《清代通史》第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当的篇幅对财政问题进行表述。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关章节中，对财政问题着墨较多。杜家骥《清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财政”专章。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对“晚清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专章讨论。

二、专题研究与资料汇编

在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中，有若干研究专题形成了热点，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1.晚清财政体制的研究

一直受到许多学者注意的晚清财政体制研究，集中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方面。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当时的地方财政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为主旨，出现了许多研究论文，如齐元三《中央与地方赋税划分》(《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胡善恒《地方财政困穷问题》(《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吴长春《县地方经费之研究》(《财政经济汇刊》第1卷第6期，1932年8月)、冯华德《我国国地财政划分之理论与实际》(《浙江财政月刊》第9卷第10期，1936年)等等，这些论文对晚清的财政体制略有涉猎。随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揭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吴廷燮的《论光绪朝之财政》等文，对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晚清财权的下移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这些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财权的下移导致了地方督抚的专权。这一论点影响深远，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沿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晚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论文较多。在数量繁多的论文中，刘广京、何汉威、戴一峰等人的论文值得注意。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利问题商榷》(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0年版)，不同意前此学者认为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政府的财权、军权、政权下移，中央控制日益式微，从而形成地方督抚专权之局的传统定论。作者认为，中央既未如成说所云大权旁落，督抚亦未如想像中那样为所欲为。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册，1997年]，从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下江苏、广东整顿财政和几年后铁良南下江苏理财的个案研究人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认为：“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督抚，对他们辖下的财政管理，俱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中央固不用说，甚至督抚的财权亦受地方下层势力所制约……中央根本无法对省财政作彻底根本的清理，而督抚面对下层盘根错节的贪污舞弊，即使有意整顿税收，亦无能为力。”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则从近代的海关着手，探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侵华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该文指出，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使得“清廷对于各省的财政，连名义上的控制也维持不住了”;而疆臣与将领之间的磨擦，使得矛盾迭起，导致了筹饷、协拨的困难。

另外，《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有清一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晚清的财权下移，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财权下移之局的形成，因为时局的变化，既有督抚专权的意蕴，又有时势所迫的政策导向因素;财权下移的结果，既标示着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失控，又展现出财政体制极端混乱之后，地方漫无限制的筹款，一方面使清廷和各地方渡过了重重险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弊端迭出。”同时，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事实上为清廷所不容，因此便有种种清理整顿财政的措施出台，并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

日本学者山本进的《清代后期四川地方财政的形成》(《史林》第75卷第6号，1992年)、《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史学杂志》第103编第7号，1994年)、《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史林》第77卷第5号，1994年)、《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编第12号，1995年)、《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第19号，1995年)等文②，以及谷井阳子《道光咸丰时期地方财务基调的变化》(《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土居智典《清代湖南省的省财政形成与绅士层》(《史学研究》第227号，2000年)，通过细致的个案考察，把着眼点放在了晚清地方财政的变制及其复杂的关系方面，展现出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2.货币研究

在早期的货币研究著作中，国内学者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和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两书，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做了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志汇兑》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做了精当的叙述。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西藏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日本学者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亦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文献外，又辅以调查，称得上力作。根岸佶、越智元治《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95—1900年，第二时期是1901—1914年，第三时期是1914—1927年，第四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和《中国银行制度论》，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著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著作，对晚清的银行业发展及纸币法规等叙述较为细致，所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支那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支那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一1925)”等，颇具价值。

近年出版的货币研究著作较多，前已揭明，不赘述。

3.外债与赔款

晚清往往为清偿军费赔款而举借外债，所以，外债与赔款、军费等都有所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参考。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是最早的著作之一，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日清战争以前的国债;第三章，日清战争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人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晚清的外债为主，对晚清的内债及财政的总体状况也有专章论述。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另外，该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各次铁道借款的情况。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伊藤文吉《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等，也有详细的叙述。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是近年出版的集中研究外债的专著，涉及了“西征借款”、“海防、塞防的建设与外债”、“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同外债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债”、“中法战争与外债”、“中日甲午战争与外债”、“清末矿业借款”、“清末电讯借款”、“清末地方政府借款”、“清末驻外使领馆借款与留学生学费借款”、“清末内债演变为外债的几次借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发生发展过程”等若干专题。有些专题前此学者涉及较少，值得注意。至于其他相关的论文，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主权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一文，富有特色，该文不但缕述了清末的几次主要的外债，而且分析了外债对清朝财政的影响与控制。

在晚清的赔款中，庚子赔款影响最大，也最为纷繁，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是专门研究庚子赔款的著作，该著分“庚子赔款的议定”、“中国的筹措”、“偿付的波折”、“各国的退还”诸章，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综观庚款前后经过，比较各国的用心，分析其利弊得失，阐明对中国财政、教育、实业等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外档案，且分析透彻，使该书成为一部国内外学者注目的名著。

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则是对清代赔款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论文。汤象龙认为：“军费、外债和赔款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国家三宗最大的支出，三宗的总数常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二以上，各时期的财政的盛衰和变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时代愈近，关系愈不可分离。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的情形，军费、外债和赔款三宗岁出都有连带的关系。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政府军费随之膨胀，军费膨胀，外债即随之。及对外战争结束，赔款又随之。或因赔款摊偿，外债又随之。此种连带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财政史的主要基础之一。”这是颇有见地的论述。按照汤象龙的说法，中国的对外赔款，自鸦片战争到清亡，大小赔款多达一百数十次，各种赔款有的因为战争，有的因为教案，赔款的偿付有的归于中央政府，有的归于地方政府。在归于中央政府的赔款中，有5次最为重要，数额也最为巨大，即：1842年的鸦片战争赔款、1860年的英法联军赔款、1881年的伊犁偿款、1895年的日本赔款(甲午赔款)、1901年的八国联军赔款(庚子赔款)。汤象龙的这篇论文，对这5次赔款的数额以及赔款的摊偿进行了总体研究。该文的最大特点是利用档案和相关文献列制了大量统计表格，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4.关税(海关)

在关税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对税关的设置、税关的沿革与组织、常关税的征收、海关税的征收，叙述系统而有致，而且特别注意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的变革。该书附录的非常详细的“海关税率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则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关税征收的力作。特别是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英国外交部档案写成，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国内学者陈向元《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武堉幹《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周念明《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都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重要著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卢汉超《赫德传》，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出版。这些著作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水平。其中，戴一峰的著作，更注意研究海关与财政的关系。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财政关系的演进”，重点探讨了晚清时期的海关与财政、民国时期的海关与财政;下编为“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关系面面观”，重点探讨了海关与常关、海关与厘金制度、海关与内外债及赔款、海关与晚清的财政整顿和改革。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列强侵华势力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在它与中国财政的关系中，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该书列制的25个统计表格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冈本隆司的著作，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注意研究晚清海关的起源与税务司制度，并对粤海关、上海关进行了重点分析。下编则从海关税与借款、赔款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晚清以迄民国年间海关体制、海关税征收与财政经济的变化。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对晚清的海关贸易统计、走私贸易、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著名学者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89年)，其副标题即是“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将海关与晚清的财政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从该书的章目设置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的研究意旨。第一章为“清末财政与海关”，主要研究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从关税、厘金、币制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海关与晚清财政，借款政策与晚清财政，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等。第二章为“马士(HoseaBallouMorse)与中国海关”，主要研究马士与上海统计局、马士与海关贸易报告、马士与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借款的返还与金融市场等。第三章为“海关与贸易统计”，主要研究海关的设立与运作、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亚洲区域内的交易与中国等。第四章为“开港场与地域市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和中国，地域市场和地域关系间的海关与常关，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问题，海关与地域市场等。该书搜集、利用了大量的中、英、日文献和研究论著，作者在“序”中说，搜集海关资料达十余年，书后附录的“海关关系资料目录”和“研究文献目录”长达76页。又附录有“贸易统计关系资料”、“关税关系统计资料”、“海关统计集计法”、“海关.常关.厘金税则”(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3年厦门关输出入税则、1905年重庆新厘科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厦门内地税关税目)、“税关关系文书”、“镇江关关系资料”等。因此，该书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在早期的关税研究论文中，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5月)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粤海关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闽海、浙海、江海同时设置的一个海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他三关关闭，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对此关进行个案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粤海关的改革，“清除了该关二百余年来许多积弊，这不但在该关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在整个的关税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该文在叙述粤海关用人、报销等方面的积弊后，对改革的措施做了分析。汤象龙在20世纪80年代还发表过两篇关税个案研究的论文，即：《台湾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2—189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重庆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91—1910)》(《四川文史资料》1983年第3期)，也可以参考。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如金城正笃《1854年上海“税务司”的创设一一南京条约以后的中英贸易和税务司创设的意义》(《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1号，1965年)，同氏《清代的海关和税务司一一税务司制度的确立》(琉球大学《法文部纪要一一史学·地理学篇》第18号，1975年)，对税务司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副岛元照《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制度一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42号，1976年)，对列强染指下的晚清海关做了概要的叙述。

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陈诗启《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戴一峰《近代中国租借地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试探》(《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及《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文，具有代表性。

5.厘金

在厘金研究方面，前已揭示的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著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著鲜见提及。

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除“税关”一章中有厘局的叙述，“关税”一章中有鸦片厘金的叙述外，对厘金的研究以“各省的厘金制度”为名，分省区进行，分别对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厘金做了概要的叙述。其中详于江苏省的厘金。

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分为7个篇目对厘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各省厘金之制度”与吉田虎雄著作中的“各省的厘金制度”大致相似。王氏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否参考吉田氏著作或二人相互切磋，不得而知。其他篇目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厘金之沿革”中，将厘金的沿革分作三个时期：一是创办时期，包括雷以緘的创制和曾国藩、胡林冀的仿行;二是推广时期，认为，“办有成效，各省争自仿行，不数年间，厘金遂推及于各地。开办伊始，厘局地点尚限于水陆冲要、货物辐辏之区。自商贾谋脱税趋歧路，承办厘金之局员，复认额包征，藉以牟利。时捐输之例即开，纳贿得官者相望于道，其势不能不多取盈。防奸商趋避之弊，不免多设分局，在在盘诘留难，商民益受其累”;三是发达时期，认为，咸丰末年，虽已认识到厘金的弊害，屡有裁减厘局之谕，但因为财政困难，厘局难撤。至光绪年间，厘局益繁，病民亦愈甚。“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文中同时指出，民国初年，“厘金有议裁之说，未能实行，间有一二省行之者，旋复其旧。未几以厘金为国税，命各省国税厅掌之。民国三年，官制改正，各省设财政厅，厘金亦归管辖。自是以后所差异者，只其征收考成及整顿办法特见明文，以为施行标准耳，于免厘加税之根本问题无与也。”又如，在“厘金之税率及其税额”中对厘金课税、征收方法的归结：“其课税法有二种，一日配赋法。各地运行之物品，而以其数配赋于商民。其弊也，此地税轻，彼地税重，甲货税轻，乙货税重，不公孰甚。此在同治四年以前各省尚多用之，其后知有流弊，乃渐改革。一日定率法。先将税品公估一定之价格，刊印成帧，使各地按率以征收之。然货色贵贱、货价高低，因时与地而各不同，欲悬定价，强不可齐者，而齐之亦未足以言平允。于是局员藉斟酌变通之美名，行因缘为奸之实事。兼以官吏包办，多方取盈。其征收方法，有一起一验者，有两起两验者。逢起则税加重，逢验则税稍轻。前者谓之纳税二次之制度，后者谓之纳税四次之制度。究之二次四次之外，尚有层层留难，暗中需索者。手续愈繁，弊端愈多，商民之负担亦愈重……或谓统捐之制，比较为良，然各省有行之者，卒以脱税甚多，收入锐减，并此新制不能维持。”这些论述，均值得予以注意。

木村增太郎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主要叙述了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性质与种类、厘金的征收与裁撤，内容较为简略，基本上与该氏随后出版的《中国财政论》一书中的“货物税”重复。

另外，金子隆三《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第一章，厘金的沿革;第二章，厘金的本质;第三章，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第四章，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第五章，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第六章，税率;第七章，征收规定;第八章，制裁规定;第九章，各省的厘金制度;第十章，铁道厘金(包括京汉、京奉、津浦、山东铁道厘金等);第十一章，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第十二章，厘金收入及其归属;第十三章，厘金的弊害;第十四章，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第十五章，厘金改良计划;第十六章，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三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六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十一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颇为细致。

1932年出版的井出季和太氏的《厘金》也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内容更为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著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中国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书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著作。

而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在研究的深度上堪为代表。罗著是早期厘金研究的代表作，是书分为12章，分别对厘金制度之起源、历年清廷对于厘金税政之措施、全国厘金税制概要、全国厘金收支概况及各省厘金进行了系统考察。作为一部名著，《中国厘金史》的特点主要有三：(1)既有对厘金制度起源、沿革及厘金与晚清财政状况的总体考察，又有分省区的细微梳理与分析;(2)引用资料十分丰富，包括了各省的厘金奏报档案、各省的财政说明书、有关省份的厘务汇纂和抽厘则例、海关关册、支那经济全书等;(3)十分注意统计资料的编制与分析，书中共列制统计表128个，如“历年各省厘金收入总数”、“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其他税收分析”、“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各项拨款分析”、“浙江省历年厘金收支比较”等等，颇具价值，曾反复被学者引用。但罗著亦有其不足，除了对前揭诸书鲜有提及外，研究范围局限在百货厘金方面，对盐厘等特殊厘金没有涉及，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井出季和太氏的调查研究水准。

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晚出，对厘金的起源、厘金对晚清财政的贡献、厘金制度的弊端、厘金与晚清政局等都有较好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厘金史》的基础上撰写该书，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何烈在《厘金制度新探》的“绪论”中说：“关于厘金制度之研究，最具成绩的当推近人罗玉东，罗氏所著《中国厘金史》，堪称研究中国厘金制度的权威著作。书中详述厘金制度之创立及推行全国的经过，举凡征收制度及收支状况，均有颇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并分别说明各省实施厘金制度的沿革、税制与收支情形。书后附录各种统计表、各省厘票及表报式样等，都极具参考价值。由于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原始资料(如故宫档案及宣统年间所编各省财政说明书等)与重要参考书(如《湖南厘务汇纂》等)，目下在台湾已很难找到，愈使该书身价增高，殆已成今日研究厘金制度必不可少的锁钥。《中国厘金史》出版于1936年，作者的研究方法容或未能尽善，但其著述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见解也颇为独到。可惜书中所讨论的，只限于百货厘金一种，而收数颇大的洋药厘、土药厘、盐厘及其他杂项厘金，均甚少涉及。而且作者的研究重点，似乎是详于前而略于后(事实上，该书内容多为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的分析讨论，其后则甚为简略)，详于制度沿革而略于影响分析。令人深觉此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何烈还点评了前揭美国学者E.G.比尔《厘金的起源一一1853—1864》一书，认为，“所持论点，大部因袭罗玉东，创见不多;引用资料，尤嫌贫乏”。不过，何烈对前揭吉田虎雄、王振先、木村增太郎、金子隆三、井出季和太诸氏所著各书都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研究厘金的论文方面，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上海市历史学会198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史论集》，内部刊印)，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文华《论中法战争以前厘金与子口税的消长变迁》(《史学月刊》1989年第工期)，汪敬虞《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马敏《清末江苏资产阶级裁厘认捐活动述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以晚清厘金的变制为研究重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6.资料汇编

作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资料的编辑，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20世纪上半叶的资料汇编中，杜翰藩《光绪财政通纂》(蓉城文伦书局1905年版)，是研究晚清财政最主要的资料。黄炎培、庞淞《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以及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较早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版)、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版)，分类汇集相关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末(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版)、《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版)、《清国商业事情与金融习惯》(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版)、《清国商业总览》(东亚同文会1906—1908年版)、《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9年版)等，也汇集了颇有价值的晚清财政资料。如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主持的《支那经济全书》共有12辑，其中，第一辑有财政编，第三辑有关税编，第六辑有货币编、银行编。以第一辑“财政”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一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二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第三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四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又如《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依次包括了安东、奉天、牛庄、吉林、哈尔滨、天津、芝罘(烟台)、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重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领事馆对厘金的调查，并集录有各地的厘金税则与章程。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晚清财政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80年代以前，有关的资料汇编也较为突出。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内部刊行，1962年)，在贸易、关税、银钱比价、地租形态等方面都选编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对户口、田地、田赋资料的选编予以了充分注意。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除了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对近代货币资料的搜集堪称完备，特别是集中收录了相关档案资料，更具价值。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外债资料。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关税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也是对海关与关税资料的集成，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另外像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资料汇编，也有一定的财政资料的搜集。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料汇编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空前突出。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许多类型的档案陆续出版。如《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等。这些档案汇编中包括了许多财政史料，有的还有财政史料专集，如《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5、86、87等辑，即是“财政”专编。《吴煦档案选编》的第6辑、第7辑则专门辑录了《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档案资料整理之外，一些集中的财政史料汇编也值得注意。如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一一<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中华书局1992年版)，穆和德、李策《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一一<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一一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吴兆莘、洪文金等《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莫世祥、虞和平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等。这些档案资料与财政资料汇编，对今后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进作用。

三、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晚清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中国田赋史》、吴兆莘《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著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堪称经典的专史著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著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晚清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军费、货币、外债、厘金等诸多方面，并在若干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总体上研究晚清财政的著作陆续问世，如《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中国近代财政史》、《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

第二，在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理论著作翻译，有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刘炳麟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柏克的《市预算》(孙树兴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著作，先后有雍家源《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著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晚清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宪政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武堉幹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著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武堉幹《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此点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财政史著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文献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地方性档案馆的《吴煦档案选编》、中央级档案馆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较为典型的是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他(汤象龙)是1930年开始大量收集清政府档案时就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课题……从1930年至1936年他领导大批人员抄录了清代财政经济档案12万件，其中一半采用了统计列表方法。汤象龙同志撰著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著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清财政史研究与前朝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研究课题显得细致而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清代盐政与盐税》以及《自选集》中收录的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论著对档案材料的利用仍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甚至一些重要的著作，如何烈《厘金制度新探》、《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或他人的论著中转引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没有自己查阅的档案。至于其他一些著作，如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等，连转引的档案资料也稀见。并不是说，转用或不用档案资料就写不出好的著作，但档案的利用程度毕竟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同时，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明显滞后，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但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相比还差之甚远，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注意档案资料的利用，并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关于这一问题，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进行指摘，也已有所好转。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甚至拼凑抄袭，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二是有些论著既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也不借鉴或甚少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视野的受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漠视。前已指出：“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著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著鲜见提及。”这“后来的相关论著”即包括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等，罗、何的著作堪称名著，亦有这种现象，其他著作勿论。

再者，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最后，尽管已有《清咸同时期的财政》、《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著作出版，但水平不等，深度不一。从严格意义上说，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晚清财政史著作。这既与汉、唐、宋等朝代以及民国年间的财政史撰写存在着差距，也与晚清财政史研究的活跃，以及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本条件不协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现存清代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过于浩繁，非一人之力、非短期内可以撮其精要，正确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存世资料的多少，对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另一方面，也与某些专题研究的不足相关联。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全面的晚清财政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