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错配现象的理论解释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严重的货币错配可以对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性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冲击还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等渠道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传染，进而可能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我国的货币错配现象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性，表现在货币错配性质差异、汇率波动方向差异、外汇管理制度差异、国内经济形势差异等四个方面。因此，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的深化来控制货币错配的风险，已经成为目前国内部分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引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冲击还会通过资产负债表等渠道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传染，进而可能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本文拟对货币错配现象的各种理论解释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

一、货币错配现象及其产生的背景

“货币错配”问题的早期研究出现在对货币危机的研究文献中(Mishkin，1996，1999;Calvo，etal.，1999)。[1-3]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呈现出的特点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这使得相关研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随着对危机爆发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从单纯地注重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基本面、内部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等，逐渐过渡到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微观经济主体等方面。而发展中国家在宏观及微观上所普遍存在的资产和负债上的货币错配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重视。

何为货币错配，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Eichengreen&Hausmann(1999)对货币错配进行了阐释和测量。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受制于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而无法得到满足，进而不得不借助于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这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产和负债计值币种的不一致，产生了货币错配现象。[4]Magud(2004)考虑到了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与未来收入计值货币的不一致现象。[5]Goldstein&Turner(2004)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货币错配是指一个权益实体的净值或净收入(或两者兼而有之)对汇率变动非常敏感的现象。从存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是指资产负债表(即净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从流量的角度看，货币错配是指损益表(即净收入)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6]

综上可见，对于货币错配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仍未获得一致的认识。相比较而言，Goldstein&Turner(2004)的定义综合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两个方面，并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更为相符，涵义也更为广泛。货币错配概念的提出，为人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桥梁，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货币错配现象的若干理论假说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进行的研究中，学者们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汇率制度、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说。

(一)“原罪”(OriginalSin)假说

原罪的概念最初是由Eichengreen&Hausmann(1999)提出的。他们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由原罪引起的;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国际原罪和国内原罪概念。前者是指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只能获得以外币表示的借款而引致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头寸暴露在汇率风险之下;后者是指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使在本国的债券市场上也无法获得长期借款，而这又构成了国内原罪。[4]但也有学者对国内原罪提出了质疑。因此Eichengreen，etal.(2003a，2005)考虑到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市场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对原罪的概念进行了修正，排除了国内原罪的含义。这就是说，原罪专指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以本币表示的债券而引致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7-8]为了阐述原罪概念的意义，他们把原罪指标与债务不耐和有效货币错配总额(AECM)两个指标进行了对比，构建了一个基于原罪指标之上的衡量货币错配的MISMATCH指标。{1}Kahn(2005)则对“原罪”与“货币错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原罪问题而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从而导致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严重的货币错配;为了减轻货币错配的程度和风险，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积累了大量的外币资产，而这又增加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成本支出。[9]

(二)“超越原罪”(BeyondOriginalSin)假说

原罪假说试图从本源上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但由于其先验地假定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落后性，因而这一假说不免显得简单化。Goldstein&Turner(2004)针对“原罪”假说，提出了“超越原罪”假说。他们认为，“原罪”假说歪曲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的真实情况，忽略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因而他们对货币错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货币错配反映的是汇率变动对未来收入/支出流折现值的影响，大致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1)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货币面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净值对汇率变动越敏感，货币错配的情况也就越严重;(2)未来收入和支出流的现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相对于“原罪”假说，该假说认为货币错配主要起因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本身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针对这些缺陷，他们从金融市场的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了度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货币错配总额，他们建立了自己的AECM指标，对22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错配情况进行了计量。[6]

(三)“债务不耐”(Debt-Intolerant)假说

Reinhart，etal.(2003)提出了“债务不耐”假说，即指发展中国家无力使外债的安全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他们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债务不耐原因的考察和程度的测量，对于估计其债务的可维持程度、债务结构的调整(指债务合约的重新签订，相当于部分违约)、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和国际上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范围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19世纪20年代以来100多个国家的违约历史进行研究，他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一国的违约历史、债务水平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于债务不耐有着较强的解释力。(2)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具有周期性，即在经济高涨期，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本流入，导致债务水平急速提高;而一旦经济进入衰退期，外来资本会急剧下降，导致危机的出现。(3)一国国内债务危机的出现往往先于外债危机的出现。对此，他们认为一国应该维持合理的外债和内债水平，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10]

(四)“害怕浮动”(FearofFloating)假说

Calvo&Reinhart(2002)等对金融危机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进行了检验，发现大多数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仍然在利用利率政策来稳定汇率，这导致了这些国家利率和外汇储备的不稳定,故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害怕浮动症”。害怕浮动假说的主要结论有两项：(1)许多国家声称离开了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度，但这未必确实。由于害怕浮动，许多号称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其实采用的是“软”的钉住汇率制。(2)新兴市场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不让汇率过分波动以保持汇率的稳定。害怕浮动假说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有结构性的不适于浮动的理由，这些国家应当实行完全美元化。[11]

三、货币错配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

为了探究货币错配对一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内在机制，学者们通过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把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进而把银行、企业、居民和政府等经济主体联系在一起。这类研究大多集中考察了在汇率变动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如何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或放大效应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引起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的原因以及对政策的影响。

(一)货币错配的理论模型

1.两部门结构模型

Tornell&Westermann(2002)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对中等收入国家信贷渠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由于政府惧怕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一部分外债压力过大的企业会破产进而造成本国经济的衰退，他们会对这部分企业提供系统性的担保;而这种担保的存在使得企业忽视了已有的汇率风险，特别是在本国利率和国际市场上的利率存在较大差异时，企业会更加倾向于从国外获得资金来源，这导致了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货币错配的问题。在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区分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两部门获得外部资金的信贷市场是不对称的。贸易部门不仅可以从国内融资，还可以从国外获得所需资金;而非贸易部门要获得国外融资，却相对较难。因此，非贸易部门相对来说面临较大的破产压力。而资产负债表效应则进一步放大了其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影响下，一国力图通过影响利率进而调控投资的货币政策效力会被大大弱化。为此，稳定的政策不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率，还应关注信贷的增长和两部门间信贷市场的不对称性。[12]

Allen，etal.(2002)建立了一个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均存在着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的情况，由此引起的危机会在部门之间相互传染，最终会引起整个国家的危机。因此，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家的干预，不仅应针对国家整体的错配，还应重视国家内部各部门的错配情况。[13]

2.微观主体行为模型

WoonGyuChoi&Cook(2004)讨论了债务美元化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机构经常存在着货币错配现象。在这个前提下，他们通过构建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模型，探讨了货币错配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模型中，他们假定国家违约的风险取决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国内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他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稳定汇率的政策选择对于保持银行资产和负债的稳定作用要大于以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利率政策。[14]

Jeanne&Zettelmeyer(2002)的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和企业存在的两种情况：一种为货币错配与期限错配并存;一种为仅仅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他们认为货币错配的情况不论是在浮动汇率体系下，还是固定汇率体系下都是可能存在的。在一国的汇率存在不稳定时，有可能存在多重均衡：一种是好的均衡——本币升值、银行脱离困境、企业投资的外币需求得到满足;一种是坏的均衡——本币大幅贬值、银行和企业面临破产危机。而恰当的货币政策——(1)降低利率以提高企业的当期收入和未来收入的现值，从而使其资产状况得到改善;(2)在外汇市场上增加外币的投放量，降低市场上的本币贬值预期——都可以促使企业和银行摆脱货币错配程度过高带来的困境，使经济向好的均衡发展。[15]Aghion，etal.(2000)提出了一个由信贷约束和名义价格刚性引起的货币危机模型，用来考察在面临货币危机时，不同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企业存在着货币错配的情况，这时本币的贬值在名义价格刚性下会增加企业的外币债务，降低其利润率，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这会引起本国投资和产出的下降并最终导致对本国货币需求的降低，引起本币的进一步贬值。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货币政策会引致经济走向不同的均衡：一种是好的均衡;另一种是坏的均衡。他们认为，此时最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贴现窗口来部分或全部地冲销公开市场操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6]

(二)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现象的实证检验

目前，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进行检验仍处于发展阶段，大多数的检验都是围绕着验证各自假说在发展中国家的存在性、导致货币错配的原因以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的。

1.对各假说的实证检验

Eichengreen，etal.(2003a，2005)通过构建“原罪”指标对发展中国家的原罪情况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在货币危机前期的原罪程度较高。同时，他们通过对该指标的不断修正，提出了MISMATCH指标来测量货币错配程度，并检验了MISMATCH指标与AECM指标的相关度。[7-8]

Reinhart，etal.(2003)采用机构投资者杂志制定的机构投资者系数(IIR)作为国家违约的代理变量，选取53个国家1979-2002年的数据，通过两步算法(即首先计算IIR的均值和标准差，把它们划分为三个群体;然后再参考DEBT/GNP的数值，把中间群体再划分为四个子群体，并通过截面回归法对不同群体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历史上违约较为严重的国家，其债务不耐情况比较严重;同时，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不一样，所以其安全的负债率在国与国之间也是不同的。[10]

JizhongZhou&JürgenvonHagen(2004)运用Probit模型构建了联立方程组，以分析1980年以来造成发展中国家实际汇率制度和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之间的差异。[17]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制度进行分类时，他们分别采用了Levy-Yeyati&Sturzenegger(2000)的聚类方法[18]和Reinhart&Rogoff(2002)的平行市场方法，[19]结果显示，经济规模较大、通货膨胀率较高以及货币错配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害怕浮动(fearoffloating)。为此，这些国家不得不依靠其外汇储备来频繁干预外汇市场，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波动较大，货币政策也面临较大的压力。而拥有较为发达的金融机构和对资本控制力较强的国家，则表现出害怕钉住(fearofpegging)，因此这些国家的真实汇率变动往往会大于其官方宣布的汇率变动。

2.对引起货币错配原因的实证检验

对于引起货币错配原因的分析，学者们大多数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政策不合理、宏观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等内因展开的，而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则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引起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现象的主要原因。因为其一方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赖外部资金来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缺乏相应的对冲工具以控制货币错配，而这些又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影响。Eichengreen，etal.(1999，2003a)、Goldstein&Turner(2004)、AdamHonig(2005)等都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是导致外债美元化的主要原因。[4][7][6][20]在此假设前提上，学者们检验了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对货币错配的影响。而AlesinaandWagher(2004)、Ganapolsky(2003)、Hausmann，etal.(2001)等从国外债务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害怕浮动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债务美元化是发展中国家患上“害怕浮动症”的主要原因。[21-23]Buger&Warnock(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往往比较高而且波动较大，这对这些国家的货币错配及其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而Eichengreen，etal.(2003b)针对经济学界所讨论的引起原罪的原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原罪程度与国家的规模有较强的相关性，与过去的通货膨胀水平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弱相关，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完全可信性的相关性也不显著。[24]

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货币错配现象的存在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空间，并使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受到了影响，削弱了其经济政策的效力。Bussièreetal.(2004)对30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货币错配程度严重的国家，当其面临偿付力约束时往往会产生或激化期限错配的程度;而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两者交错影响会进一步导致一国产出的不稳定，必将对其经济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25]Calvo&Reinhart(2002)，DeNicolo′，etal.(2005)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和银行中存在的未冲销的以外币表示的负债，在本币贬值时会导致其债务负担的加重和资产净值的减少，这会造成一些企业和银行破产，进而使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害怕浮动”。为此，发展中国家为了稳定汇率不得不进行频繁干预，这使其货币政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11][26]Mishkin&Savastano(2001)认为，债务的美元化使那些以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国家不得不更加关注汇率的变动;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它们甚至不惜以牺牲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代价。[27]而Allen，etal.(2002)在其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运用VAR方法对中等收入国家的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他们选取了八个中等收入国家和三个发达国家，采用本外币借款利率差、净财富、真实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产量比率等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中等收入国家的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发挥了较强的作用。[13]Bordo，etal.(2006)以法国1876年放弃复本位对经济的影响为样本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在本币贬值的情况下，货币错配对经济主体违约的概率有着较大的影响。[28]

四、走出货币错配困境的路径选择

货币错配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和微观经济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对一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进而影响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20世纪所爆发的危机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如何走出这个困境是研究者乃至整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研究者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Eichengreen，etal.(2003b)、RandallDoddandShariSpiegel(2005)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综合指数(EMIndex)计值的债券;[24][29]而Axel(2006)通过构建一个粘性价格下的三期叠代货币危机模型，对此种观点进行了肯定。[30]Krueger(2000)大胆地提出了可以通过要求七国集团立法，来要求其金融机构只能向新兴市场国家发放以贷款国货币计值的贷款以消除货币错配。{3}

国际的解决方案虽然可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现象，但是由于涉及到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调整，其实施的难度较大、可行性较差。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解决货币错配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Bordo，etal.(2002)对目前已经摆脱了原罪困扰的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历史(1800-2000)进行了考察，得出这些国家能够摆脱原罪困扰的原因来自于健全而又可靠的财政机构、可信的货币制度、金融发展和重大事件的冲击。[31]Cowan，etal.(2005)认为，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增加企业对于货币风险的敏感度，从而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货币错配程度。[32]Levy-Yeyati(2003)认为美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害的，对此他提出了“胡萝卜加大棒”(carrot-and-stick)方法，即用审慎的管理来抑制美元化程度的大棒政策和加快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胡萝卜政策。[33]Goldstein&Turner(2004)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提出了加快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浮动汇率制度、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管理、维持适当的外汇储备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等一揽子方案。[6]可见，在国内的解决方案中，学者们普遍重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完善，主张通过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加强对外债的管理和增强其可信性;而持有适当的外汇储备对加强防范风险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五、借鉴与启示

货币错配概念的提出，为深层次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新的标准和思路。从传统的国际公认的一些标准来看，2005年我国的对外负债率为12.6%，远低于国际上通认的20%的安全线;外汇储备约为外债余额的3倍，经济发展处于较好的发展状态之中。但是，从货币错配的角度来看，2005年我国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达到9200多亿美元，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为1616亿美元，可见我国有着较大的外币资产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货币错配问题。{4}

但是，我国的货币错配现象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又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性。其表现为：第一，货币错配性质的差异。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大多数只是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较大的净外币债务对国家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而目前我国的情况是有着较大规模的净外币资产，2005年仅金融机构和居民的外币资产就达到了一万多亿美元。第二，汇率波动方向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都面临着本币贬值进而引起外债负担加重的压力;而目前我国在1994年人民币超贬之后，国际收支连年保持着较大的顺差，使人民币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特别是在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间，人民币大约升值了3.5%，目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仍较为强烈。第三，外汇管理制度的差异。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仍较为严格，在外汇管理上仍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而这与西方学者所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所普遍存在的资本项目放开情况有较大差异。第四，国内经济形势的差异。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是十分健康的，在此背景下金融深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特别是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的改变，使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这也加快了我国货币错配的风险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的速度。

由以上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我国货币错配的现象显得更为复杂，但同时也说明了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改革也已经走到了关键时期，对此，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的深化来控制货币错配的风险，已经成为目前国内部分学者所关注的问题，而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视角和方法。结合西方学者们所提出的防范措施，我们认为今后我国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控制货币错配的风险。

第一，加快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债券市场的落后致使经济主体不得不求助于国际金融市场，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进而引起货币错配问题。我国的金融市场近些年来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债券市场的发展速度却很慢，甚至于接近停滞不前的程度。截至2004年底，我国股票市场流通市值达到13179亿元，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余额34254亿元，而企业债余额却仅1692亿元。进入2005年，随着我国对企业债管制的放松，当年的发行额达到了2047亿元，显示了我国债券市场强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加快金融产品的创新，尤其是对对冲类产品的开发。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上的动力远远不足，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经济主体的需求。随着我国货币错配风险向微观经济主体的转移，微观主体对规避汇率风险的产品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将会放大微观主体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进而可能从国家内部对经济和金融的稳定造成冲击。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规模日渐增长，因而对对冲类金融产品的需求必须达到一定规模。

第三，加强对外债的管理和控制。总体来说，我国的外债总额仍远远处于安全线以下，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的短期外债总量增长较快，2005年短期外债余额约占外债总额的56%，高于国际上的安全线。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放开，对外债的管理将会更加困难，因此当前要注意完善对外债的管理体系，增强管理和控制外债的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尤其要注意对金融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外债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适时加快汇率制度的改革。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随着出口的增长而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攀升，这一期间的货币错配风险基本上通过国家对汇率水平的维持而集中在宏观层次。2005年7月，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得货币错配的风险开始向微观经济主体转移;但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却大大限制了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错配风险的防范能力。对此，应加紧对强制结售汇制度的改革，同时对鼓励出口的政策进行调整。

第五，通过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水平。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一国货币错配水平的高低往往与政策的可信性和通货膨胀历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具有通货膨胀的倾向。对此，一方面应注意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在适当的时机把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由货币供应量调整为通货膨胀率。

第六，鼓励“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目前，我国资金面总体来说较为宽松，外汇储备也连年快速增加，而这也促使我国的货币错配风险不断积聚。因此，可支持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加强对外投资，这既可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又可以降低国家的总体货币错配程度。

第七，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目前，我国的一些资产状况较好、盈利能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都热衷于国外上市，这不仅不利于对国内资金的充分合理运用，而且还加重了我国货币错配的程度;同时也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