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升值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人民币汇改是一次制度性的变革，在作实证分析时，不能用跨不同制度的数据来解释汇改后的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的月度数据和Johansen协整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分别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改善中关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存在显著影响。

关键词：实际汇率，进出口，汇率制度改革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运行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为162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为5472亿美元，进口为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为1357亿美元，增长70%。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出口为1072亿美元，进口为333亿美元，顺差为739亿美元。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历年贸易顺差就已经很大了，并有增加的趋势。2004年底，中国对美国出口为1249.42亿美元，进口为446.57亿美元，顺差达802.85亿美元。

当时一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长期被低估是造成中美之间长期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使人民币升值。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美之间的顺差主要是由美国国内长期的消费政策所造成的，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够改善两国的贸易收支，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就在一片争论声中开始了。由于汇改前后汇率制度的不一致，汇改后的数据样本又不足，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中美贸易顺差这一问题无法从实证角度进行有效的论证，以至于争议一直存在。2007年底海关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顺差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这种迹象能否变成明显的趋势以及到底人民币升值是否存在对中美贸易的显著影响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二、相关文献综述

传统的理论认为，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时，本币汇率贬值将促进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状况;本币汇率升值将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减缓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带来的压力。然而，近些年的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有明显不同。Krugman和Baldwin(1987)对美国的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实际汇率贬值可以改善美国贸易收支。Wei(1999)基于1986—1996年月度数据使用协整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的贸易收支并不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但短期贬值对贸易平衡有显著影响。Wilson(2000)基于1970—1996年度数据对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多边贸易进行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对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没有显著的影响。

国内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研究中国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关系，此类文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是否存在上。比如厉以宁(1991)对我国1970—1983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出口的需求弹性和进口的需求弹性分别为0.6871和0.0506，两者相加小于1，所以我国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严重不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陈彪如(1992)运用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与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的出口需求弹性和进口需求弹性分别为0.7241和0.3007，两者之和为1.0248，约等于1，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改善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卢向前、戴国强(2005)通过对1994—2003年人民币加权汇率(以中国与各国进出口总额为权重)波动与我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进出口两个方程中汇率系数的绝对值之和超过3.8，并提出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存在。第二类文献是专门研究中国同美国之间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关系的。如姚枝仲(2003)在分析美国财政预算和国际收支双赤字的现状和成因后，认为汇率因素并非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唯一主要因素。沈国兵(2005)通过分析1994—2002年的年度数据并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1998—2003年的月度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来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平衡问题是不现实的。刘林奇(2007)通过对中美两国各自所提供的2001年1月—2007年2月月度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从中国的数据看，汇率变动不是净出口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从美国的数据看，汇率变动是净出口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尽管研究汇率与进出口的文献很多，但存在如下情况：(1)很多文献都是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没有考虑数据的平稳性，更没有对数据进行动态分析，从而无法得出长期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的结论;(2)许多文献选用年度数据，这样不能反映长短期各自的影响效果;(3)部分文献研究的是名义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很少有文献涉及实际汇率与贸易之间的关系;(4)很多数据样本区间跨越不同的汇率制度时期，用不同制度下的数据来论证其中任何一个制度下的问题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另外，与其他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文专门研究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在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后是否受到实际汇率的影响。

三、模型、数据与研究方法

1.模型设定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许多都是在研究名义汇率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即使在选择实际汇率作为研究变量的文献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可分为外部实际汇率和内部实际汇率，前者又可分为双边外部实际汇率和多边外部实际汇率。为了保持与对美国出口额数据的匹配性，笔者选定双边外部实际汇率来测算汇率的变动。选用的公式表示为：

RE=NE*Pf/Pd(1)

在(1)式中，RE表示实际汇率，NE表示用直接标价法的名义中间汇率，Pd表示本国的物价水平，Pf表示国外物价水平。

在国际经济学的框架下，两国模型中，本国产品的出口即外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EX，由贸易国的收入水平Yf、国内物价水平Pd、贸易国物价水平Pf和名义汇率NE(直接标价法)等变量所决定。同理，本国的商品进口需求IM是本国收入水平Yd、国内物价水平Pd、贸易国物价水平Pf和名义汇率NE(直接标价法)等变量的函数。用公式表示为：

EX=EX(Yf，Pd，Pf，NE)(2)

IM=IM(Yd，Pd，Pf，NE)(3)

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并将(1)式分别代入(4)式、(5)式，可以转化为：

EX=EX(RE，Yf)(4)

IM=IM(RE，Yd)(5)

再对(4)、(5)式的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ln(EX)=α0+α1ln(RE)+α2ln(Yf)+μ1(6)

ln(IM)=β0+β1ln(RE)+β2ln(Yd)+μ2(7)

(6)、(7)式中，α1和α2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和贸易国国民收入对出口的敏感系数，β1和β2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和中国国民收入对进口的敏感系数，μ1和μ2都是随机误差项，且μi□N(0，σ2)，i=1，2。

2.数据选择

因为笔者研究的是汇率制度改革后实际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所以笔者选择2005年8月到2007年11月的数据。其中，关于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变量，由于中美都没有统计月度国民收入和GDP数据，所以选择中美两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作为替代变量。实际汇率由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中国和美国的CPI计算所得。名义汇率、中国和美国的CP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月度数据来源于EIUcountrydata：https：//www.countrydata.bvdep.com/ip，进出口的月度数据来源于《海关统计》。为了消除异方差，所有的数据都换算成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指数，然后取对数。

3.平稳性检验

出口增长率(lnEX)、进口增长率(1nIM)、实际汇率增长率(1nRE)、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率(1nYf)、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率(1nYd)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相关实证研究，首先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笔者采用单位根ADF检验法，对各变量及其差分分别进行检验，表1为利用Eviews5软件得到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个时间序列的ADF统计量都大于各自1%的临界值水平，但其一阶差分的ADF统计量均小于各自1%的临界值水平，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每个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

4.最优滞后阶数

在对两个方程进行协整检验时，必须通过LR值、FPE值、AIC值、SC值和HQ值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k。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其中打星号的数值对应于该准则的最优滞后阶数。由表2和表3可知，两个方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应为k=4。

5.Johansen协整检验

常见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有Engle-Grange两步法和Johansen的VAR方法。Engle-Grange提出的两步法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然而在样本有限的条件下，这一估计存在偏差，且样本容量越小，偏差越大。为了回避这一缺点，笔者采用Johansen提出的动态滞后分布模型(VAR)方法估算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趋势项。

从表4的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出口、实际汇率及美国国民收入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最多存在1个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最多1个协整关系原假设，接受最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表5表明，进口、实际汇率及中国国民收入之间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最多存在1个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最多1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最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协整关系。

在确认了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得出协整参数表如表6和表7所示：

(8)、(9)式是根据表6和表7所得的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其中，(8)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LRE增加1个单位，将会引起LEX增加30.02762个单位，即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引起出口增加，而且影响效果相当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为主，受价格因素影响相当大。另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国民收入增加1个单位，会引起出口增加49.69956个单位，这与传统理论的认识相一致。(9)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LRE减少1个单位，将会引起LIM增加0.741433个单位，即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引起进口增加，但其影响的效果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价格因素对进口的影响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要小得多。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国民收入增加1个单位，会引起出口增加1.420112个单位，这也与传统理论的认识相一致。

6.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描述了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信息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带来的影响。在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笔者运用冲击反应技术分析各个变量在受到其他因素干扰时变动的方向和范围。

由图1可知，实际汇率对出口额的冲击显示出波动趋势由正到负，波动的振幅逐渐增大。实际汇率对进口的冲击为正向趋势，在第4期前，单边上行，在第4期后开始出现波动，并维持长期正向波动。

四、小结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与出口和进口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2.由协整方程(8)、(9)式可知，实际汇率在出口和出口方程中的系数符号分别为正号和负号。这表明，实际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这符合传统理论的判断，同时也证明了实际汇率升值有助于中美贸易顺差的减少。

3.由协整方程(8)、(9)式中实际汇率的系数可知，实际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对进口的影响相对较小。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选择固定汇率制，使人民币钉住美元。尽管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一直实行强势美元政策，以保持美国经济长期的快速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高于美国。长期钉住美元，使得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明显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特别是在对外均衡方面，中国保持着上万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中国对外经济明显失衡。因此人民币升值是必然的，它有助于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

虽然我们不会只是因为对美贸易顺差的过大而改变汇率制度，但是汇率制度改革的确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收支。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全部对外贸易顺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对改善中国对外贸易以及调整中国对外经济失衡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实际汇率等于名义汇率乘上外国物价水平与本国物价水平之比，因此在考虑实际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需要同时把握名义汇率和本国物价水平，而本国的物价水平又是实现一国对内经济均衡的重要指标。所以央行通过外汇市场买卖影响名义汇率，继而调节实际汇率时必须考虑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况。央行的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为目标，即适度控制通货膨胀。由此可见，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时，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另外，我国对美国出口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为主，这类产业的特点在于利润率低，技术含量少，以及很容易受到价格因素、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这类产业的打击是巨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的贸易结构要向高层次发展，必然要经过放弃此类产业的阵痛，而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起到了一个催化作用。我国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时，应该把人民币升值看成是一个契机，以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