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教育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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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并对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等民族教育学界存有争议的几个学科的原点问题进行了重新厘定,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族教育学内含的学科内容及应遵循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

民族教育学(ErhnicPedagogy)作为一门萌芽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的新兴学科,它是教育学与民族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为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民族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民族经济学、民族社会学、民族文化学、民族政策学等并列为下位学科;在教育学领域,民族教育学常常和教育人类学相接近,与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等并列而成为下位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领域,民族教育学与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等关系密切。

一、民族教育学的形成过程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兴起,民族教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教育学和民族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民族教育学是由教育人类学、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教育、土著教育、移民教育等几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所组成。在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与民族学、教育学的交叉发展关系密切。

第一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初一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前30年时期。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民国政府为贯彻“民族主义”国策而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和安抚,以达成“五族共和”之目的,在教育方面推行“蒙藏教育”、“边疆教育”等,另一方面,围绕“蒙藏教育”、“边疆教育”而开展了大量的民族教育调查研究工作。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西北通讯》等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如高风谦的《蒙回藏教育问题》、郑鹤生的《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拜少天的《从边政谈边教》和《再从边政谈边教》、古椹的《民族教育的讲授》等,而且还出版了刘曼卿的《边疆教育》、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等民族教育的专著。同时,国民党教育部还颁布了《推进边疆教育的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边疆教育法令汇编》、《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等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料。尽管国民政府所采用的是一种同化主义为主的民族教育,使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我国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从概念到体系、从经验到方针政策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起点,即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教育的少数民族教育的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30余年里,即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重新识别后,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即国家着力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事业。但就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的较多,且把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而加以研究的较多。反过来而言,也正是民族教育实践的发展促使了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热潮的到来。

第二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阶段(80年代)。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开始复苏。理论界更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下,开始构建各学科的理论体系。民族教育学学科在这一时期的独立正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是国内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民族理论研究者中间分化出了一批专门从事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人员,经过他们的努力,到80年代末形成了民族教育学的最初成果,这就是景时春教授主编的《民族教育学》、谢启晃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概论》,前一部著作从教育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后一本著作从民族学的方法和体系出发来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二者殊途同归,形成了我国民族教育学的代表之作。

其次,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逐渐壮大。早在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就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它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前身。1980年吉林省延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地方性民族教育研究所,1983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民族教育研究所。以后十年里,各省、自治区、各民族学院和高校相继成立了大量民族教育研究所或研究室。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的壮大,要求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和“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纷纷成立各自的学术团体。到1989年时,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全国会员达5000余人。民族教育研究队伍的壮大和民族教育学术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我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再次,民族教育学术期刊的发行和民族教育研究项目的规划,直接促成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发展。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族教育研究杂志——《民族教育》,1990年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并由国家教育部民教司主办。1988年,由国家民委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成为全国唯一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省、自治区的相关教育期刊,也成了研究民族教育的阵地,如《西藏教育》、《内蒙古教育》、《新疆教育》等等。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沦》、《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等,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完善阶段(1990年至今)。经过80年代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到9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从内容体系到研究方法等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1.民族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体系研究的深化。在80年代末产生的一些民族教育学范畴与体系的基础上,民族教育学界开始反思有关的基本范畴并从学科自身研究领域和边界出发来重新确定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民族教育学的学术专著的水平整体提高,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教育学著作,如孙若穷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哈经雄教授、滕星教授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学通论》、王鉴教授撰写的《民族教育学》等。这些著作对有关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的拓展、民族教育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的再认识、民族教育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分析、民族教育学学科边界与体系确定,等等,都有更深入的研究。

2.中国民族教育学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学的接轨。伴随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国策,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学术交流范围,主要表现之一便是与西方对立的民族教育理论开始“解冻”,由最初的批判多元文化教育,到分析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效经验,再到进行东西方民族教育的比较研究,中国民族教育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成功实践中继承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扩大民族教育的内涵和确立民族教育发展的理念方面,使我国民族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与国际民族教育接轨。

3.民族教育学分支研究领域对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充实。随着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分化,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开始初露端倪。可以说有多少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就有多少民族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除了对部门民族教育的研究领域(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外,还从民族基础教育、民族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高等教育等四大块来研究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还有民族教育政治学、民族教育经济学、民族教育心理学、民族教育管理学、民族教育社会学等交叉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到90年代末,民族教育学又形成了以民族教育基本理论、民族双语教学理论、民族多元文化课程理论、民族教育事业管理理论等分支领域构成的学科体系。

4.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学化。民族教育由最初的从单一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出发来研究问题,转变为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且现代的教育技术学、信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也被引入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方法发展使民族教育学日趋成熟。

回顾民族教育学学科形成发展的不同时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正在逐步拓展,从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到多民族、多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现象与规律,民族教育的研究不再孤立地就少数民族论少数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不再是对教育学或民族学研究体系的简单移植,而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二、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的日趋丰富发展,使众多的民族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始思索民族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就是关于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的。如孙若穷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一书中认为“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其他学者的讨论大多数也是在广义和狭义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如李红杰在《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和体系浅见》、哈经雄等在《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中对民族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表述。这些思路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均可见到。

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出发理解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少数民族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中的特殊性部分,奉是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讲,民族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由此出发而确定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地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的总称的这一理论观点。以此为前提,它才能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避免陷于内涵和外延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和严重的理论混乱状态”。按照这一出发点,民族教育学中的教育现象自然也就是教育中特有的现象,民族教育学中的规律也就是教育中的特有规律。民族教育现象是民族教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民族教育规律则是指民族教育与民族其他社会现象之间以及民族教育这一现象领域内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关系。所以,民族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民族社会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人们对民族教育现象的认识的概括和总结。民族教育学既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民族的教育规律的共同规律,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点。在这里要专门指出的是关于民族的理解,它既可以是某一个民族,也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前者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后者强调教育在多民族国家中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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