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私学的发展看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现象

摘要：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作为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私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迁也有着从北方发展兴盛到南方发展兴盛的过程，因而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文化重心的南移。私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私学变迁;文化重心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这就是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迁移。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曾经伴随着种种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格局，至今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重心南移现象以及促成这一迁移的原因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角度，而从中国古代私学发展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这一现象，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私学的诞生和复兴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处于北方

(一)中国古代私学的诞生时期：私学主要分布在北方

中华文化的原始中心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已为河南渑池仰韶村、陕西西安半坡村等地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到秦汉时期，处于这一区域的北方，在人口数量和物产总量等方面均大大优于南方，如当时的关中地区，“量其富，什居其六”;而这时的南方，却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处于原始开发阶段。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时人口约有六千万，其中约四千万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北方，长江以南的人口仅为二百多万;当时全国百万人口以上的郡有13个，其中12个分布在北方，长江以南仅有1个。因此，从经济、人口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来看，北方都比南方发展繁盛。下面我们从先秦时期最著名的私学——孔墨私学的情况来看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态势。

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的诞生和发展初期，百家争鸣促成了众多的学派以及私学的出现，其中，儒家私学和墨家私学最为著名，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平。这两家私学几乎都分布在北方地区。

据史载，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孔子77位较有成就的弟子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籍贯分布：

孔子较有名的77位学生在北方的达73人，占94.8%;在南方的仅3人，还是处于湖北、江苏两地的长江流域地区。因此，孔子儒家私学的分布和影响主要在北方地区，而且集中在山东地区，这说明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主要位于北方。

墨家私学的活动区域和影响也主要在位于北方的鲁国地区。墨子在与公输盘辩论攻宋的战术时，曾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可见墨子的学生也多达几百人之众。

以孔、墨私学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私学，其活动区域、影响范围、培养的人才均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这奠定了当时北方在全国的文化重心地位。

(二)中国古代私学的复兴时期：私学活动主要在北方开展

两汉时期，私学经历了秦时的停滞后得到了空前兴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大都通过私学的途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后，汉代教育出现了儒家教育私学化的倾向。因此，分析两汉时期开办私学者教育教学活动的区域分布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化重心居于北方的事实。

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两汉时期有据可查的从事私学活动的人士有138人。其中，籍贯可确切查考者有129人。从籍贯上看，这129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苏、北京、河北、江西、湖北、山西、安徽、浙江、甘肃等13个省市。其中北方占7个省，有102人;南方占6个省，有27人。具体分布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北方私学发展最盛，这一时期的私学开办者几乎都在北方，人数达到了102人，占总数的73.9%。北方又以山东最多，为41人;河南次之，为37人;再次是陕西，为16人。这三个省都处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从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私学发展的事实：山东为孔子儒家私学的诞生和发展基地，人文渊薮，所以涌现的私学开办者人数最多;河南为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的中心，故人数与山东相当;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西安，为西汉时的京师所在地，故私学开办者数量也很多。

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当时招收学生千人以上的私学开办者在北方有25人，他们主要集中于河南和山东两省。其中河南有12人，而且张兴和蔡玄两位私学开办者门下著录的学生居然达万人以上;山东有9人，其中私学开办者牟长门下著录的学生也达万人以上。其他北方各省招收学生达千人的私学开办者，陕西西安地区有吴章和宋登2人，甘肃有张奂1人，山西有郭太1人。

与北方相比，这一时期南方的私学发展则十分有限。据表2统计，南方的私学开办者仅有27人，占总数的19.6%。其中几乎一半分布在四川地区，有13人，这与当时成都平原经济富庶和西汉时期文翁治蜀、重视教育，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南方地区的私学开办者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流域一带。这也说明当时的南方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主要处在这些区域。

从招生上千人的私学开办者的数量情况来看，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南方仅有3人，人数大大少于北方。这3人均处于当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即四川的杜抚和杨厚以及江苏的姜肱。

总之，在私学的复兴时期，通过考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私学开办者的分布情况、收授学生规模比较大的私学开办者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两汉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及关中地区，而长江流域和成都平原等南方地区在当时则属于文化教育次发达地区。

二、汉至宋私学的正规化和制度化发展历程：中国文化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迁移

私学作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自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它也在不断地发展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主要体现为私人讲学活动，从整体上而言还不太具备正规教育机构的特征。汉代私学在经历了秦代的衰微后，开始恢复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比较正规的学校机构：既有较低层次的、面向童蒙的“书馆”，又有较高层次的、面向青少年成人的“经馆”。唐宋及以后时期，私学发展到制度化、正规化的书院阶段，达到了私学的高级形态。这一时期的私学，在教学和组织管理上向近代学校体系迈进，同时表现出很多重要的特点，如教育场所更具规模化、拥有专门的教育辅助设施、教育管理体系规范化、拥有专门的教育经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讲会”制度等等。

从历史地理的发展来看，由于山高水长的南方地区开化较晚，适宜躲避战乱，故历次大的社会动荡发生后，人们往往向南方逃离;加上南方地区固有的气候温和、江河湖泊众多、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等良好的自然条件，一旦拥有较高文化的士人大量迁居于此，加以开发利用，经济便开始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向南方迁移。

(一)东汉末年私学仍以北方为盛：文化重心南移的序幕拉开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造成大量的人口向南方逃散，北方人口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大大减少。南方的吴、蜀两个鼎立政权，为了维持军队及生产单位，大量收容南逃人士。史载，青州、徐州流徙入幽州者有百万余口;“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当时在吴、蜀两国开办私学的，许多就是从北方逃到南方来的学者。不过，从总体上看，北方的曹魏政权仍是当时的社会中心，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南方的吴、蜀政权强盛。从《三国志》的《魏书》、《吴书》、《蜀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较有影响的私学开办者有20名，其中蜀国仅占1名(向朗)，吴国也只占3名。其他16名全在魏国，可见这个时期北方仍是人才济济之地。

(二)西晋时期私学在南方开始发展：文化重心南移的条件得到增强

西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对北方造成极大破坏，北方的百姓纷纷南渡躲避战乱。如徐邈，“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洛阳倾覆，中州士民避江左者十六七。”在战乱的打击下，西晋王朝的部分贵族官僚大地主也纷纷携带财物、家属及部属逃到江南，他们“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人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岑、丘、何、胡是也。”这些大族握有特权，在江南拥护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些以族众迁移江南而居者，据《晋书·地理志》载，大多分布在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区，这为将来南方地区独特的私学——家族私学的繁盛创造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学时兴时废，文化教育的发展大都仰仗私学。据《晋书》记载，两晋时期较有影响的私学开办者有32人，除2人无籍可考外，其余人士的籍贯分布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北京、安徽、河北、四川、浙江等10个省区。具体分布如表3。

北方是两晋时期私学开办者主要分布的地区，其人数达26人，占总数的81.2%。占第一位的仍是山东，有8人;其次为河南，有5人;再次为甘肃与山西，4人;而陕西却落于第五位了。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现象：北方几省的人数两晋时期差距不太大，与两汉时相比(见表2)数量却大幅下降。这是由于社会动荡，北方的文化教育受到较大的摧残，原来的不发达地区在战乱时接纳了来自发达地区的逃难之士，使得本地区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这样，本地区的私学开办者在这种外力的驱动下迅速崛起，从而使得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于是出现了北方各省之间的文化差距趋于缩小的现象。这从甘肃地区的情况可以说明：两晋时甘肃的私学开办者数占总数的12.5%，处于第三位。这与战乱时期知识分子迁居该地有关，史载：“永嘉之乱，中州之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这些人士为甘肃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史学家陈寅恪对此评价道：“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区域性性质。”他分析了甘肃不发达地区由于战乱私学反而得到发展的情况，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社会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南方地区的私学开办者仅有四位，占总数的12.5%，与北方的甘肃或山西的数额相当。而且，这时的私学开办者也比两汉时减少了许多，在范围上仅限于浙江、四川、安徽三省，数目也差距不大。对照表3和表2可以看到，四川和安徽的私学开办者数在两晋时减少很多，这是因为四川北部与安徽西部临近中原、受战乱影响较大的缘故。而长江以南的浙江所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从两汉到两晋，私学开办者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都是2名。这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文化教育的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日后文化重心的南移、教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不过，总的说来，虽然由于战乱的因素，经济文化已被动南移，且南方得到了较大的开发，但文化教育的总量仍不如北方，这一时期的文化重心仍旧处于北方。

(三)唐代南方私学的发展开始超过北方：中国文化北盛南衰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历时九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国破民衰，北方地区残破不堪。其后的藩镇割据与混战，使得北方人口大量向南逃迁，据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开元时共有36万户，元和时只恢复到24万户，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洛阳所在的河南府，开元时有12万户，到元和时仅有1.8万户，减少了七分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