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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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教师教育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后,走到了今天的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多种层次的独特的教师教育体系,大致经历了移日、仿美、师苏和自我制度创新四个阶段;其中包括曾经占主流的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的教师教育。中等师范在举办教师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随着中小学教师量的需求满足之后。中师教育已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大学化教师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正方兴未艾,其发展如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虽然仍是以师范大学或师范专科学校为主,兼顾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的开放性教师教育还未完全完成,但可以预见当今大学化教师教育将逐步以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或综合性大学为主。而且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又是一种国际潮流。从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以来,师范大学就一直是培养中等教育的师资主体,期间有封闭性教师教育也有开发性教师教育,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部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这些制度化的教师教育的得失成败对我们今天的大学化教师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大学化教师教育现状令人满意吗?它将向何处发展?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全球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呢?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追忆我国的大学教师教育制度化的轨迹,以期对我国现行的大学教师教育有所启发。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教师也提出了大学化的教师教育,中小学教师已从量的需求到质的需求的转变,所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化教师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提高我国民族素质的要求。

一、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移日”——定向性大学教师教育的诞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当时“窃顷者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山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褥之故”导致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以救亡图存。洋务运动在“自强新政”的口号下兴办洋务实业:建立工厂、修筑铁路、开设邮局、兴办新式学堂,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当时的人才奇缺,而旧有的教育又不能培养所需人才,延请洋人做教习费用又大,况且语言障碍使学生只能听到译者的转述,往往词不达意,效果很差。因此,重视教师教育就必然提到了日程。“教育为实业之母,师范是教育之母”。“学堂必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俯中学堂安能聘许多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师范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其中优级师范学堂就是培养中学师资的大学教师教育。随后清朝借鉴了日本的学制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个现代化学制——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虽然没有施行但毕竟开始了我国制度化的现代教育。1904年1月13日公布了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实施的现代学制。其中关于教师教育的有《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这些章程是我国教师教育制度化的开始。

说起大学教师教育,我们不得不提起1897年经盛宣怀奏呈开办的南洋公学,它是我国最早培养师资的新型学校。盛宣怀认为:“窃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以为先务之急。”“臣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学学堂必探原于师范”。在奏章中他充分论证了师范的重要性,而且“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底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初步阐释了“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和移植日本的模式。随后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办、1903年直隶优级师范学堂、1905年河南优级师范学堂、两广优级师范成立、1907年福建优级师范成立、1908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从此我国建立了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优级师范学堂。明确“优级师范学堂,京师和各省宜各设一所,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以上项两种学堂师不外求为成效。”在《奏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1904)对师范生的学费和服务年限作了限制“公共科及分类科学生在学费用,均以官费支给;惟加习科学生,其分类科毕业生选取者,仍有官费供给;其不由分类科毕业生选取者,应令本生自备学费。”所谓公共科相当于录取后第一年学习的公共科目,到第二年进入分类科学习即专业课学习;所谓加习科在毕业时自己认为在教学法、管理法等课程还不满意的话可以再学习一年。关于义务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优级师范学生毕业生其义务暂定为6年,毕业生有不得之事故,实不能尽教育职事之义务者,可具禀声明实在情形,经本省督抚及学务臣核准,得豁免效力年限。毕业生有不尽教育职事之义务或因事撤消教员执照者,酌令缴还在学所给学费以示惩罚。”这一原则几乎影响了中国教师教育一个世纪。

总之,优级师范学堂是中国大学教师教育的开始,其定向性教师教育的特征对我国以后的大学教师教育影响很大。如公费上学,毕业后的服务年限限制,对于不能从事教师职业的师范生的缴还在学学费的制度化规定;这在当时对于弥补中等教育师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虽然这些政策随着政局的剧烈动荡,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这些制度化的大学教师教育对后来我国的大学教师教育影响很大。

二、反封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学教师教育由“移日”到“仿美”

(一)1912—1922年间的教师教育

首先,革除封建的教育内容。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准教师们“谨于摄生,勤于体育”,“明建国之本源,践国民之职分”;“明现今之大势,查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分利之人”;“悟族教之方”。这些教育目标的设立充分注重准教师的德、智、体和谐发展,强凋陶冶情操培养志趣,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的人才需求标准,冲击了清末教师教育“中体西用”、“尊孔忠君”的教育目的。

其次,在名称上将清末的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名称的变更使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优级师范学堂变成了具有西方韵味的更现代化的高等师范学校,使我国的大学教师教育又向前迈了一大步。高等师范学校分为预科、本科和研究科:预科相当于现在的公共科学习,本科意味着专业学习,研究科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教育,这与清末的修业年限大致相同。民国初期,更为重视高等师范教育的举措是改由原来“省立”为“国立”,经费以“国库金支给之”,充分说明了国民政府对教师教育的重视。大学教师教育更彰显它的政治功能即宣传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反对封建的价值观,培养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所需人才。

再次,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4月国民政府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创了我国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对于普及科学文化、提升当时整个国民素质有重要意义。其入学条件、服务年限、学生待遇与男子高等师范学校一样,但男女分校,门禁森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建立促进了女子素质的提高,扫除了封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

第四,实行师范区制。民国初年把全国划分为六个高等师范区,每区设一所高等师范。1913年教育总长范源濂规划实施六大师范区制。高等师范学校划大区设置的影响很深,一直到现在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模式。这种设置有利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普及教育和发展教师教育,更有利于西北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发展。

总之,1922年以前的大学教师教育继续走定向性的教师教育,继续实行义务服务年限,免费上学等措施确保中等教育师资的培养。

(二)1922年学制

192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即《壬戊学制》。改革独立设置的教师教育体制,授予普通大学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权利。这次改革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民主、科学的影响下,加之外来教育思想的影响,特别是1919年前后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等人陆续访华,大批留美留学生回国等对这次教育改革起了推动作用。

1922年学制颁布仅仅在5年之内,除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外,其余5所高等师范学校全部改为普通大学或并为普通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武昌大学即后来的武汉大学;广州高等师范学校与广东法科大学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即现在中山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北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并入成都大学,至此高等教师教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学制规定的师范大学的培养任务有三:一、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二、培养教育学术界和行政界的领导人才;三、研究实验各种教学法。但后来的发展趋势是大学多偏重于学术研究,而忽视了中学师资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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