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道路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中国大陆搞市场化改革已经20多年了。这20多年的改革呈现给人们的是物质充盈的市场，多姿多彩的生活，人员流动的自由。中国老百姓充分地尝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然而，中国人在品尝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之时也发出了一些不满的声音，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人们对现状不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主要的不满情绪是针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腐败行为和黄、赌、毒、黑社会现象日益加重而来的。渴望找到表达利益的有效渠道人们在物质生活改善之后，需要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希望对国家和政府的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要求对社会中的黑暗现象如腐败、黄、赌、毒等加以严厉制裁和抑制，需要为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表达找到有效的渠道。

国家与社会能不能给公民提供这样的渠道和途径，就要看政治体制的作用了，而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应该并且能够给人们提供这一类的渠道和途径。民主政治是人类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逐渐孕育出来的一种制度结晶。“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规定决定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原则。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步伐缓慢，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距离“人民民主”原则相差甚远。其突出表现在：

一、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意识很差，有些人甚至存在着反民主的倾向：在党和国家领导部门中一些身居要职、掌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进行损害自己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愿意下放和转移应该交出的权力。选举很形式化有些领导干部只希望用制度和法律监督制约别人，不愿意让制度和法律约束自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也很形式化，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代表制度实际上徒有虚名。在领导干部那里，“民主”的口号喊得多，落实得少。“民主”一词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文件、报告之中出现得不少，但在具体的制度、机制和操作层面上却落实得很不够。

二、工人群众很难参政议政：中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则很难看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企业是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人只是听从指挥，从事生产。社会上，工人属于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在国家层面，由共产党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做出决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地方则由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说了算。据有关部门调查，企业中有强烈参与意向和愿望的职工只有16%，而近60%的职工则基本上没有参与需要。在社会政治方面，工人阶级的政治优越感更差。据调查，工人中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可能持冷漠态度的比例为被试对象总数的35.9%，高于学生、干部和个体劳动者。多数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

三、农民群众几乎没有参政议政的条件：中国宪法确立了工农联盟的原则。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民群体的收入最低，文化水平最低，生活状况也最差。直到今天，大多数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词汇更感陌生，觉得这些东西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纠纷和争执中，农民更倾向于用“私了”的办法私下里解决，而不懂得用法律和民主的手段解决问题。现行的村民自治，对于强化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增强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一定作用，但是，村民委员会管理农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委会人员的素质。有好素质的村长和村委会委员，农民的利益可以得到较好的保护。

若是村长和村委会委员素质较差，或者出现宗族势力或黑社会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情况，农民的利益就更难得到保障了。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里打工的现象。进城打工的农民处于分散状态，而且流动性很强。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没有什么人和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什么组织或机构来专门管理他们。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

四、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找不到有效的参政议政渠道：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新兴的两个阶层。随着合法地位的存在和经济实力的上升，他们很希望通过参政议政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渠道和手段，有些人只好通过“权钱交易”等手段来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就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温床。

五、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意识增强，但是民主议事的制度和机制很不完善：网上言路大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由观念。社会政治生活的逐步宽松和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空间。从事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知识分子，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还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针和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和参考。

但是，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制度和机制还很不完善。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知识分子的代表有限，缺少讨论、质询和咨议制度。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常常流于形式。各种领域里的智囊库机制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全国还没有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决策咨询和信息反馈的系统和网络。所以，为知识分子提供的参政议政渠道还很不够。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政治民主化道路举步维艰的现象，与中国特有的国情、历史和现状是分不开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老百姓的吃、喝、住、穿问题。中国的改革是由贫困逼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成了改革最初的发动者和生力军。这种为了改变生存状况的变革冲动，很快得到邓小平这样的务实政治家的支持和引导，被纳入了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的改良轨道。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成了当务之急的主要任务。

判断各项改革措施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政策在实践中收到了奇效。中国取得了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惊人成就。经济改革摆在政治民主化之先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其次了。有两位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美国学者，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时曾经指出：“普遍的贫穷破坏了任何形式的政府的根基，使民主政治几乎无法实现，而且是产生不稳定的持久性的原因。”“如果人们承认这种关系，那么显然促进教育、识字率、大众传播、工业化、经济发展以及都市化，就会产生更大的政治稳定。”中国的改革顺应了客观规律，首先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也为今后国家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中国的改革是以稳定为主旨的渐进式的改良。中国的改革是在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思想主要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生产力的要求有序地变革生产关系，振兴经济，稳定社会。这种总体上继承原有政治体制，而着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即在最大限度地继承国家的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社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实质内容的同时，进行某些领域和体制方面的改革必然是一种渐进性的改良。

中国的改革是一种经济上的相对自由和政治上的有效控制相结合的社会变革模式，它体现了东亚模式的特点，即，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完成。所以，“稳定”是改革所必须的前提。所谓稳定，包括改革步骤的循序渐进，社会环境的安定团结和政策的连续性这三个方面的相互联系。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在邓小平稳定有序的改革思想指导下，中国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相应地进行了法制建设。用法制来稳定社会并保障改革的成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根据需要适度地进行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对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种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弄不好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或无序，反而破坏了经济改革的外围环境。

三、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跳跃式经济转型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1949年建国后，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抑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才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可见，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种跳跃式的。它跨越了西方国家走过的几百年的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并取代自然经济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裹胁下，主动、直接地汲取了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及管理经验，跳跃式地跨入了市场经济轨道。这样做的结果，有利的一面是省却了几百年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利的一面是市场经济底子薄，基础差。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体系发育的还很不成熟。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还要用相当一段时间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其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这样，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要往后推迟。

四、东方专制主义统治历史久远，传统文化思想影响至深，公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和自由观念。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分析，中国清王朝及其以前的社会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程度最高，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君主和国家垄断了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通过中央至地方的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统治，使社会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都难以生存。这种国家权力全面覆盖社会生活的状况从根本上扼杀了公民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也从根本上遏制了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产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道德价值取向。其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推出整个社会伦理本位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种群体价值外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家庭与国家等社会群体相通，造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这种强调个人修身养性，强调以社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既有助于个人修养，也有助于增强国家的统一和凝聚力。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以皇权主义为核心，以宗法观念和平均主义为内容的价值体系。皇权主义的主要内涵是“皇权至上”和“皇权崇拜”。宗法观念的基本点是父系家长权威至上和父权崇拜。父权崇拜为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皇权主义思想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的自由，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以皇帝专制统治为特征的“人治社会”。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先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然后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后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走这样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先搞外围，后打攻坚战。即，先发展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搞农村村民自治，逐步扩展到乡镇以上以及国家与社会层面。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