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负看经济制度

内容提要：在中国政府总收入、总支出、总债务及其结构数据不清的情况下，如何推算出一个类似模糊决策学的共识?没有这样的共识，就不可能有正确判断税负轻重的基础;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政府理应集中财力办些大事，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我们的大事;政府的财政收入既患寡又患不均，应该寻求更有效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几乎每三年半翻一番，支出远远大于收入，其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给人民群众一个廉价的政府，而是一个最昂贵的政府;建立民主理财的公共财政，克服财政的“缺位”与“越位”，增加财政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就必须实行绩效预算，假冒伪劣的财政支出比假冒伪劣的商品更可恶;人大监督、严格执法、大市场、小财政、硬约束的公共财政，是建立廉价又廉政政府的必由之路。

新世纪头一年，宏观经济回暖，经济学界围绕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发生激烈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的好转，应该“功成身退”，逐步淡出。如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溶沧就主张：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他认为，积极财政只能是阶段性的，必须提早为其转型做准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则认为，我们不能患上“恐胀症”，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长期维持。经济学家张曙光、戴园晨、赵志军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目前经济要防止复苏的夭折重于防止通货膨胀。

这场莫衷一是的激烈争论也引出了重量级经济学家的不同看法。厉以宁教授就认为：连续实行了三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当前并不需要调整，推动经济持续好转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而吴敬琏教授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财政投资对整个需求的拉动只是一种短期的调节作用，它只能刹住经济下滑的势头，但很难支持长期的稳定发展。从长期看，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有抑制作用，它的消极影响会逐渐表现出来。经济学家刘国光则更明确：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和警惕通货膨胀抬头，适时向中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过渡。

如果我们采取存异求同的“排除法”，不管各家的观点如何对立，大家都承认，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正面效应，但这种政策不可能长期的永远存在下去。如同任何长期服用的药物有成瘾性一样，一旦成瘾就很难戒掉。这方面的支招开方，无非是透支，透支岂能长久。长期坚持这种政策，无疑是计划经济的复归，政府包办一切投资的计划经济，统收、统支、统购、统销，没有比这更积极的了。

连续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阻止了经济增长大滑波，但失业规模仍在扩大，通货紧缩没有根本性转变，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引起民间投资的积极响应和原来预期的四两拨千斤。连续七次降息和两次降低银行准备金率以及债转股，收利息税，但资本市场的反应平平，消费也无明显增加。[1]

政治是经济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们再来看看政治家的态度。政治家认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了那么多的国债，是必须要到期连本带利地偿还的。而政府拿什么还债呢?只有靠税收。现在民间投资乏力，市场消费疲软，政治家是带电作业者，他们认为增加税收本身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税收占GDP比例只有14%，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减税的可能性极小，积极的财政政策恐怕在整个十五期间都需要维持，已经启动的大规模基建投资不能停下来，成为半拉子工程。

但这只是道理的一个方面。对于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来说，税收越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才越高，如果政府一味地增加税收，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连续增加的税收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就会洗手不干，甚至抽逃资金。

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人，有时其独立利益并非一总与社会利益一致。历史常常会出现财政目标与社会经济目标偏离。如将税率提高到最佳税率以上，超过拉弗曲线的最大峰值，损害了社会的集体利益，就会陷入“诺斯悖论”。[2]理想形态：财政的边际支出等于边际收入，按这一点确定最佳税率。

面对经济学家、政治家的思考，普通老百姓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如果把他们的直觉概括成一句话，他们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宏观好，微观不好;财政好，企业不好;中央好，地方不好;城市好，农村不好。

“不争论”只是为深思熟虑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面对冷战结束后大小环境的变化：内有台独、藏独、疆独、民运、法轮功，外有美国只许自己“一超”，不许他人“多强”，借人权说事，售台军备，逐步升级，军舰战机遮天避日。一方面真正国家级的支柱产业捉襟见肘，转产下岗，近三亿人无业可就;另一方面骗钱、洗钱、走私、骗税、贪污、腐败、黄赌毒、黑白道不仅遍地开花，而且愈演愈烈。云山雾罩下的问题，直白地说，就是要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政府该收多少钱?政府该用多少钱?钱从哪里来?钱往哪里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都需要思考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