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征文

廉政文化是近几年派生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体系的一脉分支。它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范畴兼有的产物。在廉政文化的建设上，刻上了深深的儒家烙印。
　　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构建了以“仁政”思想为核心的为政学说，孔子多次谈到为政的问题，他尽管没有提出“廉政”的命题，但他的为政观却始终折射出廉政的主题。孔子认为，为政的根
本在于实现“仁政”。作为统治者，应该要亲民、爱民。孔子认为，爱民在于利民。为政者要“因民之利而利之”、“使民以时”。孔子主张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德政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身加强官德建设。他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还提出了举贤纳能的思想。他说：“先有司，敕小过，举贤才。”孔子还特别强调：“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就是说，举荐那些正直的人为官，老百姓就会心服口服；否则，民众是不会甘心服从的。那么，如何才能举贤才呢？孔子主张“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即不因他善于言辞就选拔他，也不因人的地位低下就不听取其正确意见。总之，爱人、举贤、德政，构成了孔子仁政学说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这也是孔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孟子在继承孔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上，关于何以才能治国的问题，孟子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思想，这一思想显示了德法兼治思想的萌芽。孟子认为，选贤是实现仁政的关键。他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关于如何选贤的问题，孟子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在主张用贤之同时，也积极主张惩贪。他认为，对于那些贪官，“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在孟子看来，廉政应该是为官者追求的本性。他说：“可以取，可以毋取，取则伤廉”。就是说，为官者应该不取身外之物或不义之财，否则，就是伤害了廉的本性。总之，爱民、举贤、取廉，构成了孟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荀子认为，实现廉政，首先必须解决好为民的问题，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也认为，实现廉政，用人是关键，他说：“尚贤，即使之为工功也。”即选择贤能之人为官，能使统治者的统治长久。划子还把不能任用贤人列为国之大患。他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心用贤。”荀子还提出了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方法，主张越级提拔那些有才德的人，也主张免除那些无能之辈。他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还认为法律应该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应该起到“禁暴恶恶，且惩共未也”的目的。荀子主张对违法犯罪的官吏加以惩处，做到“正法以治官”，使“百吏畏法循绳”。总之，举贤用贤、隆礼重法，构成了荀子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
　　由于时代和阶段的局限，先秦儒家的廉政思想都没有能够完全解决所服务的统治者的廉政问题。先秦儒家的廉政思想，在客观上还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的，不仅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批判继承先秦儒家孔孟荀诸子的廉政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廉政是腐败的对立物。为政之要，贵在倡廉。这不仅是历代儒家学者的共识，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犯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相当严重的趋势。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四自”要求，要求领导干部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带头做好了廉洁自律的表率，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从而带动和引导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这样的铿锵之词，首次出现在了报告中。胡锦涛说：“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再次显示了这个拥有73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面对腐败的坚决态度。这一壮举，世人称道。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手打击腐败，一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