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实质上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社区矫正最早形成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了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社区
矫正已经在我国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对象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六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式启动。2005年初，“两院两部”联合将河北等12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吉林等9个非试点省份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27个省(区1市)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覆盖全国四分之一的街道(乡镇)，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5.8万人。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09年7月底，为扩大这项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中央政法委同意“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已于2009年9月2日下发。2009年10月，“两院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针对意见的贯彻实施对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实践证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既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又降低刑罚执行成本，从而形成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的刑罚执行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几年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同时，在法制化方面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现状
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也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社区矫正五类适用对象的规定散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里。为了解决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问题，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的实践，自2002年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相关国家机关联合发布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2003年7月1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两院两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等各部门也在各自系统内制定下发了一些指导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文件。例如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此外，各试点省(市)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带有政策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如2002年8月，上海市委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治工作试点的意见》、《关于推进本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印发了《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2003年4月，北京市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于5月制定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江苏省于2003年10月制定了《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浙江省于2004年4月制定了《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山东省于2004年9月制定了《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
在上述诸多有关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中，2003年7月“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最核心、最基本的依据。它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任务、工作分工及试点的意义。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涵、性质、主要任务和要求，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两个通知明确将社区矫正的实际监督、矫正和服务职权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对刑事(罚)执行权或司法权作出了重大调整。尽管如此，其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还是比较原则，责权不明确，实际操作性也不强。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是目前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最直接的规范性依据，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目的、原则、适用对象、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内容及程序 以及各种社区矫正的措施及要求，但由于该文件只是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的文件，其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对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则没有约束力。
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试点工作中存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的调研论证随着试点的深入也在同步进行。2004年，中共
中央21号文件提出要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制度。2008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根据分工分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此项工作。近期，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依据不足，在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人员配备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现象。
（一）法律主体不明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五种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而按照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两高两部的规定是符合行刑权统一行使观念与公、检、法、司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的。但由此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执法与执行相分离，责与权相脱节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没有刑罚的执行权，却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而公安机关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这导致了刑事执行权力资源配置失衡，出现某些部门权力资源过剩，另一些部门权力资源供应缺乏的现象，无法使行刑权力资源产生最佳的效益。另外，把某些刑事执行权赋予公安机关，其实质就是把侦查机关与行刑机关合二为一，这有悖于现代刑罚观重视行刑和刑罚效益的精神，也难以贯彻宪法所要求的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影响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复杂、程序繁琐，导致社区矫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职责不清、效率低下，具体承办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消极应酬等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还因此引起了对部分矫正对象的脱管，给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种执法主体和矫正主体分离的模式，短期内可行，但从长远来讲，如果不从法律的高度对此作出规定，一直保持现实与法律的矛盾，就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影响，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建设和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的高度上统一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是当务之急。
（二）工作内容不健全。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较迟，涉及到社区矫正五种对象的刑种、刑制及执行的内容是按监禁刑的行刑与监督考察来予以规定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例如，仅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的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义务不明确；也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如在对撤销缓刑、假释决定不服的上诉以及听证方面的权利；对于刑事被害人的参与监督考察的地位也未作考虑。再如，增加和健全社区矫正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一些限制性规定却制约了社区矫正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导致对社区服刑人员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三）工作程序不完善。在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工作的省(市、自治区)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实际效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注重与强调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工作环节的衔接与协作。各试点单位根据“两高两部”联合《通知》规定，结合本地的情况，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力图衔接登记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尽管试点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个别做法比较可行，但是目前，对于社区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流程与职责衔接，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尽管其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程序，但该文件的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这就导致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上、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上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衔接不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法院、检察院、监狱系统在对社区矫正的配合、制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不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质量。而目前，我国尚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矫正资源和矫正力量的利用上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矫正队伍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矫正工作的需要。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工作人员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亟待进一步转变，工作方法亟待进一步改进，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需提高。而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是相当完备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两部分组成，而且对于专业人员都有严格的学历要求，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相比之下，我国具备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相对稳定条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明显不足。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配备不足，没有保障，也与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刑罚成本的降低，还可能会成为犯罪率增长的因素之一。不抓紧社区矫正立法，不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就难以确保社区矫正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在健全完善的机制下有效地运行，就无法彻底解决制约社区矫正顺利发展的法律问题。为了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教育矫正服刑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迫切需要社区矫正的法制化。
三、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制化的建议
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通常有四种形式：即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法律、专门的刑事执行的法律、单行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国际性的社区矫正法规。那么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究竟应该采取哪种立法形式呢？学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2007年5月28日司法部在京召开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专家小组会议，对于如何推进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作了专题性研讨。其中对于社区矫正的立法形式和步骤，专家们认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先对社区矫正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步，起草一个刑法修正案，专题规定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第三步，待条件成熟后，制定与《监狱法》并列的《社区矫正法》或将两者通盘考虑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专家们还建议，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宜粗不宜细，以便为将来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提供空间。
2008年5月，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对立法涉及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09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司法部及中央编办、最高法、最高捡、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6月向中央政法委报送了《关于报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方案>的函》(国法秘政函[2009]233号)，提出要“抓紧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研究论证工作。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步骤和形式，笔者赞同上述“三步走”的意见。司法实务界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的实际操作也是先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待条件成熟时再行专门立法。如2009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复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草案建议稿涉及影响和制约社区矫正开展的最突出问题和确立社区矫正基本制度最关键的内容：（一）关于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草案建议稿遵循了2003年“两院两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即社区矫正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二）关于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草案建议稿维持现行试点的做法为宜，即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围确定为5种，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执行的罪犯(以下统称“五种人”)。（三）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草案建议稿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文中的执行主体统一替换为司法行政杌关。（四）关于执行机关的职责权限。草案建议稿在《刑法》有关条文中增加了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遵守执行机关或者监督机关有关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应当收监批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收监；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有依法应当撤销情形的，由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五）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问题。鉴于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治安管理及采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职能和手段，在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同时应当相应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中，一旦被矫正对象拒绝接受社区矫正，不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甚至出现违反监管规定及脱管失控、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由执行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进行通缉、执行逮捕。同时，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困扶助方面，还需要得到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工商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罪犯所在单位、学校的支持配合。为此，草案建议稿增加了相应的规定。（六）关于将社区矫正概念写入《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草案建议稿在《刑事诉讼法》增加一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被宣告缓刑、被栽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社区矫正。
纵观《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内容比较全面，但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问题没有提及、社区矫正的程序性规定缺失等，笔者以为还有不足之处，同时认为不论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或《刑法》，还是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或统一的《刑罚执行法》，社区矫正立法内容的重点都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以及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具体而言：
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这是解决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最大法律障碍，即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
其次，要健全工作内容。要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激励机制，例如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建议对缓刑罪犯的减刑作出具体规定；对有期徒刑罪犯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作出规定，同时规定对主刑执行完毕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残余期限仍可酌减；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等。同时，为了不只停留在监管层面，还要体现教育和矫正的一面，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人员的法定义务的考察内容等。
再次，要完善工作程序。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肃性。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接收、解除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衔接程序。通过这方面的规定，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提供依据。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实体内容的同时完善社区矫正的程序内容，既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在程序上的一定强制权力，作为做好矫正工作的保障，又对其矫正行为进行程序的制约，保证矫正工作中的公正执法，防止滥用权力、保护人权。因此，需要对试点中工作程序的好的做法予以研究和借鉴，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要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人员配备机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应当由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以及一定的警力组成。社会工作者可以被聘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体现行刑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除了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外，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要有必要的教育背景、品质和心理素质，要有良好的专业业务素质，还要有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上升为法律的规范，会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内容的可操作性。
上述修正案如果经全国人大批准，社区矫正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法律上的依据，社区矫正的推进也就有了法律上的保障。但要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仅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的，必须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进一步全面而具体的规范。笔者认为，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实际再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专门立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时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操作性。总之，我国最终要建立起以刑法和刑诉法为基础，以社区矫正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为重要补充的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以便为社区矫正的稳步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确保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得到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