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教育中的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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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特殊教育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2004年残疾儿童的入学、在学人数是1978年的12倍;我国不仅有残疾儿童的幼儿园、义务教育学校和高等教育学校,还有大量的残疾儿童或残疾人在普通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随班就读。但是,残疾儿童入学、在学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依然很大。这些成绩和差异与民间文化、执政水平、法律和教育管理措施密切相关,因此,要使我国的残疾儿童教育再上一层楼,就必须关注、研究、改进这四个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殊教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特殊教育尤其是残疾儿童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1978年我国残疾儿童的在校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为31,000人,1996年为321,000人,而到2004年,则达到了371,800人。仅仅从人数上看,2004年的残疾儿童在校生数就是1978年的12倍。

同时,我国特殊教育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不仅有专门的残疾儿童幼儿园、有各种义务教育阶段的专门学校,也有专门的残疾人大学或系科,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随班就读;不仅有政府如教育部门、民政部门举办的学校,还有群众团体或组织(如残疾人联合会)、个人举办的学校;不仅有残疾儿童如盲、聋、弱智儿童的专门教育,还有肢体残疾、特殊才能、一般智力超常儿童的专门教育。

我国特殊教育的成绩巨大,但是,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率的地区差异很大,不仅农村地区和城市有差异,东、西部也有差异。同时,残疾儿童的教育效益也存在差异。不仅盲、聋、弱智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主要从文化课角度看)存在差异,而且,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的教学效益差距也很大。

何以在特殊教育发展迅速的同时,又存在上述明显的差异呢?本文从我国近20年的经验出发,总结出四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大家交流。

1民间文化

成绩的取得和问题的存在与民间文化的变化或与某些要素关系密切,或者说,特殊教育问题有着深深的文化烙印。

例如,有的家庭并不富裕,可是为了残疾的孩子却不辞辛劳地到处求医问药,并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到学校读书。有的聋儿家长甚至连续好多年替孩子在学校上课,然后回家再教给孩子,直至使孩子获得大学文凭。在盲、聋、弱智三类儿童中都有这样典型的例子。这些例子反映出了人们对残疾人的慈爱、怜悯和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的文化特点。相反,有的家庭其实不贫穷,可就是不让自己的残疾孩子上学。这些家长认为,家庭可以养活他,不需要出去念书。还有人认为如让别人知道有一个残疾孩子,是很没有面子的。因此,从海南岛到内蒙大草原,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都有一些残疾孩子被关在家中、成为圈养人的例子。

其实,我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对待残疾人的一些正确对策和理念一,但时至今日,围观肢体残疾、聋人、盲人,甚至对其恶作剧的现象,也不是没有。许多人还存在着一些阻碍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理念,这些理念不除,残疾儿童的教育权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或方法,矫正下列不正确的影响残疾儿童入学的观念。

(1)对残疾儿童以及残疾儿童的教育无知、怀疑

由于缺少相应的知识,许多人怀疑盲、聋、弱智等残疾孩子是否能够学习。因此,自然就不送孩子念书。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更多见。

(2)认为读书无用论

这些人认为,普通儿童读书都找不到工作,残疾人念书又有什么用。因此,也就不需要送到学校读书。

(3)报应、遮掩论

这些人认为,生了残疾孩子是报应的结果,因此而产生遮掩的行为,不乐意孩子出门,更不乐意孩子读书。

(4)认字即可论

认为孩子读书能够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这样,孩子还没有接受完完整的义务教育就可能辍学。

(5)男女有别论

认为男女有别,男孩可以读书,女孩就算了。因此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地区的残疾的女童特别不容易有读书的机会。

(6)经济困难论

经济困难是许多残疾儿童家长拒绝残疾儿童入学的金字招牌。但是,只要不是挨饿,这个借口就不站不住脚。

我国那些特殊教育发达的地区,都是上述观点纠正的比较好的地区。

本文认为,这些文化现象的消除或改进,当然要靠政策、法律一,但就目前情况看,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大众传媒——尤其是可视媒介,如电视、网络、电影等的作用尤为重要。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经制作过两期残疾人的节目,2005年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曾经有聋人的舞蹈节目,它们的教育效果和对某些人的震撼是空前的。实际上,包括电视、电影、录像和网络等在内的传媒,在改变人们的观念,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方法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因此,本文建议相关部门或机构,在专业人员约协助下,利用媒体为建立优良的民间文化、发展各种事业(包括残疾人事业)而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这应该是目前改善民间文化、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的最有效、直接的文化手段。

2执政水平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问题(包括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和执政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执政水平尤其是基层官员的执政水平,其实反映出一种执政文化。共产主义运动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之所以风靡全球,并在许多国家建立了政权,除去依靠其提出的诱人的生活前景和美好的理想外,当时大多数运动者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或称为执政文化)也是使之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发现,在我国凡是特殊教育发达的地区,都是当地领导(包括教育官员和党政领导)比较重视残疾儿童事业的,对残疾儿童有着比较深情的同情、怜悯,并乐意为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服务(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才出现了单单靠某个或某些教师的行动或游说,就促使当地政府建立了特殊教育学校的例子。

实际上,教育问题在日理万机的主要官员那里并不是急迫的问题,残疾儿童的教育就更是小中之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高执政水平需要外力的推动。

我们发现,政府想举办特殊教育学校时,家长不一定送孩子来上学,但是,家长有强烈的上学愿望时,就可以促进政府帮助实现愿望。

在欧美都有民间组织,如残疾儿童家长组织积极呼吁,促进了残疾人的待遇和权利的实现,从而提高了政府执政水平。因此,还需要政府之外的组织、人员,共同促进执政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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