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

任何一种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生、存在、发展，都有相应的文化形态作为条件;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相应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形态作出基础。不过，文化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不同，因为，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中的精髓——价值因素，不会由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消失而同时消失。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文化历史形态，由于它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处在特殊的矛盾之中，最后，这种特殊历史形态的文化，便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同归于尽了。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新领域——文化学上的思考。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时，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经济、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党的领导一元化为特点的集权体制，就形成了党的领导集团、党的领袖对社会权力的全面垄断。于是，便形成了单一的权力结构、单一的经济所有制。这样，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要求就日益尖锐对立起来，最后，导致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但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文化，诸如科学理论、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对经济政治关系的简单消极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必然会表现出它的精神特性。对于活生生的文化来说，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点。但是，从整个苏联存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体制的日益集权化，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也相应地越来越受到扼杀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艺创作中，政治上的党性标准，越来越成为惟一的要求。而这里所谓的“党性标准”，说穿了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与现在当权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保持“完全一致”，否则，就要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大帽子，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这样，为了维护高度集权性质的单一权力结构，就必然要执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粗暴地破坏文化发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种具有教条主义特征的文化的单一性。

这种高度政治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产生的恶果之一，就是国家崇拜、政党崇拜、组织崇拜、领袖崇拜的泛滥，而这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粗暴地践踏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人们必须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去理解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编写历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则成了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惟一的、最高的学术仲裁者。[1]这样，由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质——思想的自由本性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但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发展规律、思想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或者说，社会科学理论的自由发展，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是任何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都无法遏止的。这样，在政治权力与文化发展之间，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锐的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政治权力必然要对文化的多元自由发展实行扼杀。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任何一种专制政权，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说在它所称之为异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强硬而实质上很脆弱的。所以，它们是经不住自由思想潮流冲击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苏联解体的过程，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庞大政权机器，是被以民主思想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发展冲垮的。

2.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各种历史形式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实体在极端自私的考虑下，必然要以自己为核心，而对其他的各种社会主体，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就是说，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把整个社会的各个机体，特别是各种能动的社会因素，都当作为自己服务的工具。我们看到，在苏联存在期间，整个社会的文化，全部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完全都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任意摆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质。这样，现存的政治体制以及权力结构，就与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创造性成果，它是属于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意义世界，文化对全社会的各种主体，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为现存的政治服务，只能成为领导集团的实用主义政治工具。这就是说，只能有一种“党的理论”，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门社会科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再研究一下苏联存在期间的社会科学状况，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样的面孔，发出的是同一种声音，显示了它们作为同一种政治工具的基本特点。

文化，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来的社会价值也变质了，或者说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说，苏联共产党的末代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个平庸之辈，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也谈不上什么具有坚定的信念，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十分重视的。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对理论有什么兴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由习惯促成的。”[2]当然，在苏联领导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上，契尔年科只不过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苏联存在期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因为，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随着政权的解体，他们的既得权力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同失去了。

但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化政策，由于它违背了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它预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实用主义与文化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这样，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理论，不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强化，反而是常常帮倒忙，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政治权力实体产生反感;同时，更严重的是，这种政治实用主义，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取消了它的实际社会作用。可见，如果一种政治权力对文化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这不但会摧毁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残了社会文化。在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中，苏联政权与苏联文化的同归于尽，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3.文化的科学本性与学术政治化之间的尖锐冲突

在苏联存在的时期中，苏联共产党对整个社会一切领域实行的是所谓“一元化”领导。这样，作为整个文化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就只能为党的现实政治任务服务，学术工作具有了单纯的政治性质;同时，由于党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严密控制，于是就发生了与中世纪类似的情况：社会科学、学术成为政治的婢女。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时期，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现实政治需要，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也即学术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标;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学术工作的惟一指针;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按照党的政治指令来制定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这样，整个学术工作——文化工作就几乎完全政治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学术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都只能在政治权力的指挥下进行。当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理论工作，乃至整个文化工作，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但是，对学术的政治领导不能变成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干预。否则，这种学术的政治化，就必然与学术文化的科学本性，产生尖锐的冲突。具体来说，在苏联存在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家们已经变成了蹩脚的、粗暴的学术警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尽管有强大的政权做后盾，尽管学者们和他们的理论作品常常遭到厄运，但是，实际的失败者仍然是政治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文化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在苏联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工作简单的直接指挥，党的领导者或领导机关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的直接干预，还产生了另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完全政治化。当然，对于大多数以追求科学真理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是无法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即政治化了的学术环境，也给那些本来就怀有政治野心而混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人，创造了飞黄腾达的难得机会。于是，就产生了既能在政治界又能在学术界两栖生存的政客化了的所谓学者，或者说叫做“学者政客”。政客化了的学者或者说戴着学者帽子的政客的出现，对于苏联社会来说，既是一种政治悲剧，也是一种学术悲剧。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两面派。所以，他们既破坏了政治声誉，也败坏了学术声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这些政客化了的学者，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4.文化的开放性与政治体系封闭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由于世界两大阵营的长期政治、军事对立，这种冷战的局面，造成了东西方国家之间政治上相当尖锐的敌对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再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政策上的失误，使苏联社会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体系。这样，在东西方政治上对立状态——冷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苏联共产党实行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政策，就逐渐使苏联文化与西方文化长期处于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之中。这种情况，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对文化发展的危害，也必然会对政治带来种种恶劣影响。因为，社会政治体系的封闭性与文化发展在本质上的开放性是不相容的。任何一种真正的有价值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没有地区的局限性，甚至也没有国家的局限性。当代世界各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这个道理。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文化只能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发展，在闭关自守中，不可能建设现代文化。

由于处在这样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之下，再加上集权政治的严格控制，苏联文化，它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学术研究，也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系统。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就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是对西方各种学说、流派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同时又理所当然地自封为惟我正确。这样，就使苏联文化，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无法吸取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很显然，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一种社会文化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孤芳自赏，惟我独尊，就只能是逐渐枯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部被当局视为离经叛道之作以外，所谓正统的苏联文化作品，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是没有什么特殊贡献的。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加剧了文化发展中的这种封闭性状态，于是就与具有开放性本质的人类文化发展越来越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使苏联文化几乎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能排斥。人们还都记得，1946年，苏联当局在批判《星》、《列宁格勒》两杂志的运动中，一批有才能的作家、艺术家被扣上“崇拜资产阶级文化”的罪名，而被开除甚至被逮捕;1947年，由日丹诺夫出面领导了批判哲学家“崇拜西方”的运动，解除了一批人在宣传部门的职务;1948年，苏联学术理论界发生了令世界学术界目瞪口呆的事件：秉承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在苏联当局的支持下，医学生物学界公开批判遗传学派，还居然把这门科学叫做“伪科学”，扣上了“反动”的帽子。[3]后来的世界科学发展表明，由于文化封闭性带来的这些恶果，不但损害了苏联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也使苏联的政治家们大丢其脸。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封闭性的政治体系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封闭企图，都无法拒抗文化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当年，在苏联领导人指挥下修建的“柏林墙”，1989年在东德民众的冲击中，终于被拆除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苏联的封闭性的政治体制，是被开放的世界文化潮流所冲垮的。

从政治和文化之间矛盾这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认识，会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看法，即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存在期间，特别是后期，在内外各种思潮的交错冲击下，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它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思想理论领域，始终没有取得“领导权”。这里使用的“领导权”概念，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主体，始终没有取得在文化思想方面对苏联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权”;或者说，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从根本上说没有得到苏联人民的文化认同，即始终没有取得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同意”。所以，从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分析中，所揭示出的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以及这个政治——文化现象所引申出的政治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