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摘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思想道德建设规律的重大进展。本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考察了其形成和演变过程。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历史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它既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思想道德建设规律的重大进展，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本文探讨核心价值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下同)，第1093页)。建国后，毛泽东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鲜花”和“毒草”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350页)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与此同时，他深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3页)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还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到信仰的高度来强调。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他公开向世界宣称：“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江泽民毫不动摇的基本观点。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282页)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始终做到“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江泽民还提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问题。2000年召开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6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胡锦涛还强调：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着力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认真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占领理论阵地，指导新的实践。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内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共同理想”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民族、党派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口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渐成为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早在1980年3月，《人民日报》转载评论员文章，提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要通过大家的艰苦奋斗，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人民日报》，1980年3月23日)邓小平对理想建设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培育“四有”新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理想”。他还指出：“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共同理想”的正式提出是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全会提出了“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任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决议还要求正确处理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关系。此后，共同理想教育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此后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成为“九五”、“十五”、“十一五”计划(规划)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3页)他还强调：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定为今后十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主要目标。

胡锦涛指出：“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续高度重视共同理想教育。到十六届六中全会，共同理想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是当代中国人民不断创造崭新业绩的力量源泉。

早在1935年，毛泽东在谈到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时，就深刻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2页)，“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368页)他还提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2页)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共中央考虑的重要问题。1983年7月，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都要求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民族精神。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发扬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

江泽民全面揭示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他在1996年召开的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1998年召开的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2001年召开的全国文联七大和作协六大上的讲话中，多次论述了民族精神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报告还提出了“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59—560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价值。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极为重要的任务，强调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社会主义文艺问题时，就多次谈到“时代精神”问题，要求社会主义文艺既继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时期，时代精神成为党和人民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汇，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形成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也需要大大发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鼓励改革开放中“闯”的精神，“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江泽民对改革开放时期应该弘扬的时代精神进行过多次阐述。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要求“全党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尊重科学、真抓实干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谦虚谨慎、崇尚先进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1993年3月，江泽民又提出了“64字创业精神”。他还对改革创新，尤其是创新精神进行了重点论述，指出：“发展离不开改革创新，发展要有新思路，这是我们多年来推进发展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新时期的时代精神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5日)。

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核心的表述，第一次出现于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道，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正确的荣辱观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245页)他还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分清正确与谬误、文明与愚昧、真善美与假恶丑。

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八荣八耻”思想。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褒荣贬耻、扬荣抑耻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同时又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青年中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发展。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之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既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