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条件下提高作战决策质量的几点思考

实现情报资源共享，是提高作战决策质量的有效途径

情报资源是制定作战决策的基本依据，联合作战决策由于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情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大的方面说，“情报是制订全部政策的基石”;从作战角度看，“缺乏情报等于拳击手在拳击场上被蒙上了眼睛。”无论其它条件如何齐备，没有充足而及时的情报，提高决策质量就是一句空话。对于作战指挥来说，情报的作用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但没有经历过实战的人，对情报的重要性往往缺乏真切感受。在训练和演习中，情报是由上级或导演机构提供的。长此下去，指挥员就容易养成坐等情报或向上级要情报的习惯，不重视或不善于组织情报工作。一旦战事发生，必然会因情报保障不力而不能按时作出决策。

任何作战决策都离不开情报保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联合作战决策对情报的依懒性更大，要求更高。美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曾说过：从来没有哪位作战指挥官能象我们的战场指挥官那样全面而完整地了解其敌手，“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的情报支援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海湾战争，美军投入的情报力量除了侦察卫星和预警飞机以外，还有3个军事情报旅，8个军事情报营，5个军事情报连，共计1万人。从侦察兵所占比例看，原苏军摩步师侦察人员占编制总人数的5%左右，美军为8%左右，我军的这个比例要少得多。我军情报工作的差距不仅表现在侦察兵力少，侦察手段高技术含量不足上，而且表现在情报体制和情报观念上。侦察力量本来就少，在使用上又存在着体系分割、重复侦察现象。情报的一体化尚未实现，远不能实现情报共享。情报处理能力也比较差，处理手段跟不上侦察手段的发展。情报不经过处理是不能使用的，未经处理的情报信息，如传感器发来的电磁信号，是人工不能识别的。可以识别的情报不判明其可靠程度也不能贸然使用。

要搞好联合作战决策的情报保障，在硬件上，要适当加大投入，把情报侦察装备的发展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切实提高侦察手段的高技术含量。从我军目前的情况看，加大投入，优先发展情报侦察手段，不仅是提高我军整体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联合战役决策质量的关键一环。航天侦察，要加速发展具有实时侦察和实时传输能力的侦察卫星，以及分辨率较高的侦察卫星;技术侦察，优先发展战场雷达、战场监视电视系统、无人侦察等先进侦察装备;部队侦察，要优先发展单兵侦察、夜视、观察器材及其信息传输器材，尽快改变地面侦察手段单一、效能低下的状况。在体制上，要分层次建立一体化的情报网络，统一使用情报力量，综合运用电子侦察、航空航天侦察、部队侦察、谍报侦察和人民群众侦察等各种侦察力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情报资料。要把战区范围内的诸军兵种侦察情报系统联成一体，实现情报联网发挥整体效能。确保掌握作战对象的作战企图，作战编成与部署，主要作战方向，可能采取的基本作战方法，主要武器装备特别是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种类与数量，以及战场态势等。特别要查明敌指挥与通信枢纽的位置，远程高效打击兵器的配置及其可能的动向，作战物资的储备及输送路线等。总之，要为指挥决策提供足够的情报，要重视改善情报传递和处理的及时性、有效性。情报处理手段，可分为文字处理、图像处理、数据处理三个子系统。情报是C3I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处理系统的建设要真正在C3I系统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现在情报临界时间越来越短，如果处理不及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获取的情报就将失去其价值。这一点，在情报体制和情报系统建设过程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改善辅助决策水平，是提高作战决策质量的基本方法

现代联合作战决策，就其复杂性或难度来说，已经超过了个人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提高联合作战决策质量，除了建立良好的情报保障体系外，还要借助当代最强大的智能工具——计算机，实现计算机辅助决策。

战区级自动化指挥系统，是联合作战决策的支援系统，必须加大投资强度，尽快形成决策能力。计算机辅助决策，是指挥自动化系统的核心，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军指挥自动化系统经十几年建设，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计算机辅助决策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好，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与指挥需求结合得不很紧，没有突出辅助决策这个核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作战指挥出题目，自动化系统建设做文章，但现在在一些单位往往是两层皮，结果把指挥自动化搞成了通信自动化、办公自动化。这“两化”虽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并不能提高指挥质量。它可以很快地把一个正确的命令通过系统传达下去，当然也可以把一个有错误的命令十分快捷地传达下去。要提高指挥质量，就必须向计算机辅助决策的方向努力，这是指挥自动化建设的高级阶段。

辅助决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预案检索方式、作战模拟方式和专家系统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计算机辅助决策初级形态。预案检索，就是预先拟定若干作战方案，储存到计算机里，战时根据战场上出现的情况，迅速查阅并选出一个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方案，略加修改，作为作战决策方案。这种方式实质是把战时工作放在平时来做。在三种辅助决策形式中，这种方法最具有现实性，是走向高级阶段的可行通道。

作战模拟方式，实际是为决策者提供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可以模拟作战环境，对预选方案进行实验和检验，发现和弥补其缺陷。计算机作战模拟为指挥员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一种高效率的实验手段。

专家系统方式实际是人工智能方式。它最大的长处是可以根据输入的情况，迅速生成决策方案。在利用专家系统辅助决策时，只需把战场态势和有关情报输入到专家管理系统中，专家管理系统就可以通过调用知识库中的知识和数据库中的数据，运用逻辑库中的规则，对各种信息进行判断、推理、分析，临时生成决策备选方案。作战模拟通常作为专家系统的组成部分，在专家系统生成备选方案以后，对其进行模拟、实验、评估，为指挥员修改和选择作战方案提供依据。

然而，军事专家系统只能辅助而不能代替指挥员决策。计算机只能按事先确定的程序运行，不具有创造性，而决策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计算机所做的一切，都是指挥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教给它的，专家系统的建立离不开指挥人员的参与，指挥员永远是决策的主人。

加强指挥人员培养，是提高作战决策质量的重要手段

作战指挥对指挥员素质的要求是很高的。从联合作战指挥的特点看，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有很强的战略意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把战略意识当作指挥员特别是战役指挥员的必备素质。这一点，对于联合作战指挥员更加重要。因为局部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越来越显示出这样的特点：战役、战斗与战略的界限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战役、战斗目的就是战略目的，战役、战斗目标就是战争目标，战役、战斗指挥权向上提升，战略指挥权向下延伸，战役、战斗上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的全局。指挥员要具有很强的战略意识，才能深刻理解并创造性地贯彻统帅部的战略意图。

二要有很高的作战素养，要掌握联合作战理论。联合作战不能用哪个军种的理论来指导，只能用联合作战理论来指导，所以，联合作战指挥员必须真正掌握联合作战理论。还要有驾驭作战全局的才能。为此，联合作战指挥员必须具有丰富的军种知识，最好达到通晓三军的要求，这样才能克服单一军种观念，正确地筹划指挥联合作战，有效地组织各种作战力量，达成作战目标。对指挥员的要求也适用于高层指挥机关的参谋人员。因为指挥员的决策是由他们辅助完成的。要培养出一批熟悉两个以上军种的高层参谋人员，由他们辅助指挥员决策。

三要有良好的决策品格。决策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但非智力因素对决策有重要影响。良好的决策品格就是一种非智力因素，它表现在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两点：首先是善于听取各个军种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意见。高质量的决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决策越复杂，决策者对决策群体的依赖性就越大。指挥员要有民主作风，广泛吸收各方面建议。但要有主见，善于吸纳其合理的成分，切忌被无真知酌见的建议所左右。其次是敢于负责。指挥员的决策是在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指挥员的压力主要不在于此，而在于他承受着千军万马生死攸关的重大责任。伟大的决策总是难产的，决策的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实战决策与想定作业和军事演习决策是两回事。平时的决策失误不损一兵一将;而实战决策的失误会造成成千上万名将士的无辜牺牲，甚至会输掉一场战役，而这场战役可能是他一生所指挥的唯一一场战役，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敢于为决策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就是指挥员坚强意志的重要标志。有人认为冷兵器时代，指挥员横刀立马冲锋陷阵需要勇敢;在高技术条件下，指挥员在坚固的地下指挥所守着大屏幕指挥作战，勇敢不再重要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显而易见的。指挥员的勇敢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大智大勇，它不仅表现在不怕牺牲上，更重要的表现在敢于负责上。这种负责精神，就一个局部来讲，表现为对战役的成败和部属生命的高度负责;就全局来讲，更多地反映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高度的使命感。

提高指挥员的战役素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在总结海湾战争经验时说过：“培养一名能够指挥一个师作战的将官需要25年时间，培养一名高级士官，使之达到我们今天需要的水平，要花10～15年时间。”培养指挥战役作战的高级指挥员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说，“军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我们可以花大价钱买一批世界级别的球员去赛场上棒杯，却买不来一名指挥员替我们指挥作战。军官只能靠自己培养，而且只能靠和平时期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有未来意识、超前眼光，真正按照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要求去培养。这样培养出来的指挥人才，不仅不会被未来战争淘汰，而且会在未来战争指挥和战役指挥中游刃有余，稳操胜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