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中文化选择的正面化倾向分析

摘要：在我国，教科书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性，强调思想性与教科书内容的高度统一。“纯洁—单纯化”和“正面教育”的选择标准人为地为孩子们构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爱心、温情的人间天堂而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社会问题的客观存在。学校教育人为构建的远离学生日常生活的理想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信息网络、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电视的普及其教育作用在不断削减。

关键词：课程；文化选择；正面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在课程编制上始终坚持的是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统一。因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坚持“纯洁—单纯化”和“正面教育”的选择标准人为地为孩子们构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爱心、温情的人间天堂而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社会问题的客观存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信息网络、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电视的普及，学校教育人为构建的远离学生日常生活的理想世界能对学生产生真实、持久的影响吗？可能往往是适得其反。

一、课程中文化选择的正面化倾向

课程中的文化选择强调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又表现出选择者正面化与意识形态简单化的倾向。如语文教科书课文的选择对课文文学性的排斥，“因为文学性就意味着丰富性与复杂性，就意味着对真实人生的勇敢面对，意味着对人的真实情感与真实体验的正视与同情，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现行的教育所恐惧与防范的。”因此，“我们的教材与教参的编写者倾向于选择一些‘好的故事’，一些在道德内容上十分‘纯洁’的文章，或者是非善恶关系简单的文章：如果那些入选课本的文章带有文学本有的复杂性，那么不是对它进行删改就是在教参上提出规范性的讲解要求，仍将课文归入到简单、纯洁的图景中去。”如中学语文课本在选取《雷雨》第二幕时删去了繁漪这个具有艺术力度的重要人物以掩盖她与周萍的乱伦情节；在选取《骆驼祥子》第十八章时删去了虎妞掩护小福子接客卖淫的情节背景。虽然繁漪与周萍的乱伦、小福子的卖淫是当时社会制度下婚姻家庭关系的扭曲的产物和为生活所迫而为之，作者曹禺和老舍写这些情节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制度的罪恶及其对人心灵的戕害，但乱伦、卖淫不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在国外文化中都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传统背景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因此，编写者依据正面教育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节进入中学教材来玷污孩子们纯洁而又单纯的心灵。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将这种“纯洁—单纯化”的原则阐述为“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

我们选编的许多课文，或者颂扬革命者的追求真理、献身事业的高尚情操，或者描绘祖国壮丽山河，抒发爱国主义热情，或者赞美伟人的崇高品质，就是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选文并不排斥描写爱情的内容，但也是从正面进行教育。例如《孔雀东南飞》、《西厢记·长亭送别》、《红楼梦·诉肺腑》、《罗米欧与朱丽叶》、《小二黑姑婚》、《刑场上的婚礼》等，都是歌颂纯真、高尚的爱情的。至于描写卖淫、乱伦等现象的内容，不宜选入课本。小福子卖淫的情节没有选入课文《在烈日和暴雨下》，繁漪与周萍的乱伦的故事没有选入课文《雷雨》，原因就在这里。

“纯洁—单纯化”和“正面教育”的课文选择标准回避社会问题的存在和社会的黑暗面，将教材、课文变成了宣传品，教育变成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一种文化的生成必须经由真实的文化过程，也即是必须经由真正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修养的过程……”，这种对文学作品的随意删改与宰割，破坏了文学作品的完整性，丧失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文学性。而缺少文学性的思想教育也就变成了政治课式的教条灌输，没有真正的感染力和陶冶力量。这种选择标准也体现在其他科目内容的选择上，如思想品德教育教材内容的选择更是如此。编写者对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黑暗面，尤其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不认可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黑暗面是回避的，而对当今时代的带有政治敏感性的社会问题更是讳忌莫深。其暗藏的假设是“年轻人涉世不深、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强，接触或了解太多的社会问题将使其对所处的社会产生不满，进而导致社会认同危机的发生，这将会威胁到整个阶级国家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因而，为保证年轻一代对社会的高度认同，就必须尽可能地使他们远离社会问题。”然而，这种“纯洁—单纯化”和“正面教育”的选择标准为学生所构建的理想世界能对学生产生真实、持久的影响吗？可能往往是适得其反。

二、课程中正面化的选择标准对学生生活世界的改造和重构

在我国，教科书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想性，强调思想性与教科书内容的高度统一。从教材编写的意图、教学要点的突出到日常教学的不断强化，一些远离学生生活世界的说教性的教学内容被强加于学生的知识经验之上，并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发挥着主宰作用。教科书知识作为被合法化了的知识，与学生的个人知识相比明显的处于权威的地位。学生对教科书文本的解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教科书的内容，而学生的学习过程则处于教科书和教师的双重引导和规训之下，并以得到教师（在这里已演化为教科书的代言人）的认可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如在语文教科书中，语文所特有的人文性被简化为思想性，甚至是机械化的说教。通过语文教学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或革命传统教育的教育，在中小学教师看来是毫无质疑的，认为这是语文教学的教育性的体现，并化为了自己的自觉行动。这样学生的思想认识被人为地拔高，提升到了一定境界，然而它却离学生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

孩子们在学校文化与大众文化、儿童世界的夹缝中生存着，把自己的感情放大化、神圣化为一种异己的存在，在习得知识的同时也习得了如何做人的道理，如老师所希望的纯洁与善良，并一步步成为老师眼里的乖孩子、好学生。在学校场域中，他们学会了另一种话语方式或另一种思维方式，学校教育人为地为孩子们构建了另一个世界，而对这个世界的顺应是否良好决定着他们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教科书知识借助学校与教师的作用获得了合法性。对于语文教学存在的教育性问题，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认为：